中日法定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

孟波


[摘 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日继承法中关于法定继承的不同之处的比较。进而，为我国的继承法的修订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其主要问题集中在配偶在继承中的顺序；代位继承权的性质；丧偶儿媳或女婿的继承顺序等方面。希望它们的提出和讨论能够有利于我国民法典的早日制定！
[关键字] 法定继承 代位继承 继承顺序 继承权
目前，对于制定我国民法典的立法工作已经提到人大工作的议事日程。我国《继承法》作为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进行积极的修订之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1985年的《继承法》在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的积极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原有的《继承法》显现出一些明显的不足：一、配偶在法定继承中的顺序问题；二、代位继承权的性质问题；三、丧偶儿媳或女婿的继承顺序问题。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尤其是日本继承法）经验，结合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为正在修订中的《继承法》提出几点建议。
一、配偶在法定继承中的顺序问题
关于配偶在法定继承中的顺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这样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①《日本民法典》第八八九条规定，遗产继承的顺位：第一顺位：死者之子女。第二顺位：死者之直系尊亲属。第三顺位：死者之兄弟姐妹。被继承人之配偶恒为继承人。②《日本民法典》第九百条规定，配偶无固定继承顺序，在与第一顺位血亲继承人（子女）共同继承时，其应继分为遗产的1/2；在与第二顺位血亲继承人（直系尊亲属 ）共同继承时，其应继分为遗产的2/3；在与第三顺位血亲继承人（兄弟姐妹）共同继承时，其应继分为遗产的3/4。③
从以上法条比较中我们会问：为什么我国将配偶列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而日本却不将配偶列入固定的继承顺序呢？
（一） 我国之所以将配偶列入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主要是从以下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的：
1、 1985年的《继承法》之所以同时将配偶、子女、父母列于第一顺序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来看，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对配偶的规定相当的不利，大部分时间是把死者的全部财产（特别是男性死者的全部财产 ）视同为死者的遗产，让死者的配偶与子女按人均分配，这样损害了配偶应得的继承份额！如《唐律疏议》中有这样一个事例“一老者有三男十孙，分家时给老人留一份”“三男皆死，财产分为十一份，十孙各一份，老人一份。”更有甚者当男性一方死后，其子女为了防止家族财产的外流无故的剥夺了母亲的继承权，母亲只有依靠儿女的供养，而这种供养只有道德的约束，没有法律的强制规定。基于此种历史背景我国1985《继承法》作出了有利于保护配偶继承权的规定。
2、 1985年的《继承法》之所以同时将配偶、子女、父母列于第一顺序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由于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相对而言，公民的个人财产数量不多，而社会的保障体系又十分的不完善，从而造成公民的家庭压力巨大，公民对上要赡养父母、对下要抚养子女、对内还要承担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因此，一旦夫妻双方有一方不幸早逝，他（她）的遗产就必须起到保障家庭、养老育幼的基本社会职能。故我国的《继承法》从保障社会安定、维护家庭稳固、实现个人基本生活的角度进行了立法规定。
总之，我国85年《继承法》是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制订的有利于保护被继承人继承权的一部法律，它的颁布和执行再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到了巨大的社会推倒作用，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它的有待完善也是众望所归的！
（二） 相比而言，日本民法典对配偶规定了无固定顺序。它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同时维护配偶利益及死者血亲利益的需要。我们可以这样假象：如果把配偶固定为第一顺序，在没有直系卑血亲时，其所有遗产全部由配偶继承，死者的父母及旁系血亲不可能获得遗产，这必然不符合死者的愿望。而把配偶列为第二顺序，在有直系卑血亲的情况下，配偶又会一无所得，这也是死者所不希望的。因此，日本民法典不把配偶列入固定的继承顺序的这一做法平衡了死者配偶与血亲双方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死者的部分愿望，可以兼顾实现生者的基本继承权利和死者遗产的公平分配目的的双向社会功能。
（三） 总上分析，笔者建议在修定我国《继承法》时不再将配偶固定为第一顺序，而是使之与任一应召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这样从理论上来讲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继承法的通例，保护了遗产在死者家庭直系内部的流动而防止了向旁系的扩散，同时保护了死者配偶和直系血亲的共同遗产继承权利。从现实生活中来看，这样做将有利于解决夫妻双方一方死后，配偶与死者家庭直系血亲之间关于处理死者遗产份额的关系问题，有利于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维护家庭内部的和睦团结，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气氛。
二、代位继承权的性质问题
关于代位继承权的性质问题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代表权说”和“固有权说”。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父亲或母亲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权继承的遗产份额。④《日本民法典》第八百八十七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为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符合第八百九十一条规定或因废除而丧失继承权时，其子女代位成为继承人。⑤（ 注：第八百九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五条事由）。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继承法》采用的是代表权说，即代位继承人系代替被代位人的继承地位而继承，他是被代位人的代表。因此，被代位人的继承权是代位人继承的根据和基础，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或拒绝继承，其直系卑亲属即无位可代，因而不能继承。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旧民法和德国普通法均采用此主张。⑥而《日本民法典》采用的是固有权说，即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继承被继承人，而不是基于被代位人的继承地位继承。因此，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放弃继承权时，其直系卑亲属仍可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代其位而继承。意大利新民法、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采此说。⑦
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继承法》时对于代位继承权的性质应以固有权说为宜。这主要是我国现有的代表权说面临着法理上和现实上的双重质疑。
（一） 代表权说从法理上难以自圆其说。
1、 代表权说有背于民法的基本原理。民法学原理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继承人自死亡时起，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主体资格消灭，以主体资格为依归的继承期待权亦随之消灭，继承法律地位当然不复存在。因此，不管被代位人是死亡还是丧失继承权，其代位人都不可能去代替一个实际上已不存在的法律地位进行继承。代表权说违反民法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基本原理，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固有权说主张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而继承，可以有效克服代表权说的这一矛盾。
2、 代表权说不能解释代位继承权的实质依据。代表权说不能解释，法律为什么规定某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可以代位继承，而另一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则不能代位继承。只有固有权说才能圆满地解释这一问题。 按照固有权说，代位继承人本来就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不过在被代位人生存时，按照“亲等近者优先”的继承原则，他（她）们被排斥于继承之外，当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时，他们则基于自己的继承人资格和权利，按照被代位人的继承顺序和应继份，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
3、 代表权说不符和现代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因为死亡父母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而丧失继承权，导致让其子女承担不能继承被继承人财产的不利后果，这是有背于现代民法的责任自负原则。
（二） 代表权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众多的尴尬。
1、父母已经死亡的（外）孙子女，对其（外）祖父母实施《继承法》第六条之丧失继承权的行为之后，因为其不是继承人不会被剥夺继承权，而因其父母没有行使第七条之行为享有继承权，故其（外）孙子女仍可以代位行使继承权。这难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2、（外）孙子女因为其父母实施了《继承法》第七条第一款杀害其父母时，只丧失了其对父母的继承权并不丧失其对（外）祖父母的继承权。这样必然不利于对家庭稳定和团结环境的创造，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3、如果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唯一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后死亡，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就要被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这必然会引起被继承人的旁系血亲的不满，也有背于被继承人的遗愿，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操作实现，进而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 总上分析，基于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利益和维护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的考虑，笔者建议在我国的代位继承权的性质上采用固有权说以解释法理与现实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同时建议扩大代位继承权人的范围，减少公民的私有财产被“充公”的可能性，以维护公民个人财产的合法权益。
三、丧偶儿媳或女婿的继承权问题
我国《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⑧而《日本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我国之所以这样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鼓励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赡养老人，保证失去子女的老人的晚年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但是，这种立法却有背于继承权是基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财产权利这一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继承并不产生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去的权利，它只是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这种立法还不利于维护公民财产在直系血亲中的流动，容易造成我国的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经济实力难以增强，经营范围过于分散，不利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在加入WTO 之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集团化、规模化的大趋势。
因此，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新的《继承法》时删除这一条而改作适用《继承法》的第十四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财产。同时，规定他们可以比照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应得份额进行遗产的分配。

综上所述，在中日法定继承制度的分析比较之后，笔者具体的为修订我国的《继承法》提出以下的三条意见：
（一）改变配偶的法定继承中的固定顺序而使其可以与任一顺序应召继承人共同继承。配偶继承的数额可以根据具体的遗产的数量而规定一个配偶所应得的累进比率。
（二）改变以代表权说为基础的代位继承制度而采用固有权说理论。同时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建议增加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的代位继承权。
（三）删除《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而改用第十四条的规定，对于他们所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可以比照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应得份额进行遗产的分配。从而，在适应与时俱进的社会立法需要的前提下实现于国际社会的法律的接轨！
总之，希望通过对中日继承法中的法定继承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为我国的立方实践工作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思想，从而更快的实现我国的民法典的编撰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为实现党十六大确定的经济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孟波 男 山东德州人 （1978~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①④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S] 第二章 第十条~第十二条
②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395~396
③⑤日本民法典[S] 第887、889、891、900条
⑥⑦陈苇，杜江涌 《现代法学》[M] 重庆 2002.3 96~103


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意见

商建发[2009]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号，以下简称中央1号文件）精神，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促进农村长期繁荣、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稳步增效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加深、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冲击加重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下发了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村；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结合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国办发[2008]134号），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搞活农村流通，扩大农村消费，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继续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一）加强农家店建设规划。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做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中期评估工作，科学制定本地区农家店发展规划，加强分类指导。经济发达地区在发展农家店的同时，可积极探索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经济略发达地区在乡村发展好连锁农家店；欠发达地区可以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建设农家店；不发达地区先进行单体店建设改造，条件具备时，再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二）加快农家店建设。进一步扩大农家店的覆盖面，在巩固、完善现有流通网络的基础上，2009 年力争建设15万家农家店。扩展农家店服务功能，积极开展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落实农家店经营药品、邮政用品、电信、文化用品的相关政策，着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方便农民消费。
　　（三）提高网络配送能力。加大对“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强化配送中心的商品采购、储存、加工、编配、调运、信息等功能，增加统一配送商品品种，提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可持续发展能力。2009年力争建设改造1000家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农家店日用消费品配送率提高到50%以上，净化农村商品流通渠道。
　　（四）支持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打造工商联手、农商对接的平台，支持“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企业组成区域性采购联盟，发展规模经济，降低农村商品采购成本；引导更多工业企业设计、开发适合农村市场的物美价廉产品，着重发展操作简单、价格适中、坚固耐用的工业消费品及建筑材料，扩大农村消费。
　　三、加强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
　　（一）继续实施“双百市场工程”。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支持大型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冷链系统、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废弃物处理系统以及仓储、分拣包装、加工配送等设施进行建设和升级改造；支持县乡农贸市场对经营设施进行标准化改造。
　　（二）开展“农超对接”培育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支持一批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流通龙头企业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接，建设农产品直采基地和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全过程的冷链系统及物流配送中心，保障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减少农产品流通损耗，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三）促进“农超对接”基地品牌化经营。支持农产品基地专业合作组织购置相关设备，用于农产品质量、土壤、水源、农药的检验检测，提高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支持基地专业合作社进行农产品商标注册、品牌推广，提升基地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四）强化农产品基地农民培训。组织“农超对接”龙头企业、农技站、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专家对基地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营销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
　　（五）加速推进“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工程”建设。总结推广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体系试点经验，完善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功能，提高信息服务能力。加快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站、点建设，扩大覆盖面，2009年力争建成1000个县级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站。结合“万村千乡”农家店、以及产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等渠道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购销对接等服务，衔接产销，着力解决农产品卖难。
　　四、加强重要农产品市场调控能力
　　（一）继续加强生猪及猪肉市场监测与调控。利用城乡信息服务体系及生猪市场预测预警系统，进一步加大对生猪生产、流通、销售、猪肉消费等市场情况的监测力度，密切关注生猪及猪肉市场动态，及时发布市场信息，正确引导生猪产销。制定生猪收储实施方案，加快中央储备专用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储备肉保管费补贴标准，提高生猪市场调控能力和效率。
　　（二）做好蚕茧生产流通工作。做好蚕桑生产指导性计划和蚕茧收购管理工作的安排。指导“东桑西移”工程基地企业及相关单位，为蚕农提供优质蚕种和生产技术服务，保证蚕茧质量。加大信息发布力度，引导蚕农及时认识产销形势，维护收购市场秩序。做好国家厂丝储备调控工作，稳定茧丝价格，确保茧丝绸行业稳定发展，蚕农持续增收。
　　五、全面推进家电下乡
　　（一）扎实做好家电下乡的推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工作，增加补贴品种，除彩电、冰箱、手机外，增加洗衣机、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含太阳能、燃气、电力类）和空调。根据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适当提高补贴品种的最高限价。搞好产销衔接，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农村家电流通服务网络。
　　（二）做好家电下乡售后服务
加强对家电下乡生产及销售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规范有序推进，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不变形。完善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对下乡家电从生产、流通、销售到资金补贴全过程实施无缝隙监管。健全农村地区家电维修服务网络，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和水平。
　　六、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
　　（一）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密切关注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和市场变化形势，重点跟踪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把握好农产品进出口时机和节奏。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合理安排进口，兼顾满足国内需求和维护“三农”利益。
　　（二）支持优势农产品出口。扩大传统优势农产品和深加工农产品出口。争取提高优势农产品出口退税率。全面提升出口企业质量安全自控能力，推进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开展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工作。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支持企业到新兴市场办展参展，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恢复国外消费者对我国农产品的信心。
　　（三）健全高效灵活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加强农产品进出口协调和管理，密切关注并及时分析农产品国内外供求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把握国际市场重要农产品价格动态信息。做好粮食进出口调控工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进一步推进《大宗农产品进口报告和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做好农产品进口信息通报和风险预警监测工作，加强引导和调控，规范贸易秩序。
　　（四）支持发展农产品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加大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力度，向国家政策性银行推荐出口规模大、对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农产品出口政策性信用保险制度，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范围，探索出口信用保险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出口企业应对和防范风险能力。
　　（五）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完善农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简化外商投资农业项目的审批内容、程序和环节，保持农业领域利用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鼓励国内大型农业龙头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七、净化农村市场秩序
　　（一）加强商务行政执法工作。开展商务综合行政执法试点，整合、充实、加强市场执法监管力量，提高执法监管能力，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农村市场秩序。依托12312举报投诉服务系统，建设覆盖城乡的举报投诉服务网络，健全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形成流通领域市场信息系统和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为搞好农村市场监管提供工作支撑。
　　（二）保证家电下乡产品质量。加强对家电下乡中标企业监督管理，坚决杜绝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商品流入农村市场。协调配合工商、质检等部门，严厉打击借家电下乡名义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切实保护农村消费者利益。
　　（三）强化农村生猪屠宰管理。逐步完善农村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坚决取缔不符合条件的手工屠宰点，规范农村屠宰操作和检验制度，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村肉品消费安全。
　　（四）严格执行农村地区酒类流通追溯制度。按照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要求，对农村地区酒类流通实行《随附单》溯源管理制度，并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提高酒类流通《随附单》在农村地区的使用率，实现酒类从出厂到消费者的全程监管，保障农村地区酒类特别是散装酒的饮用安全。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