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


第8号
新余市建筑管理办法





《新余市建筑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2月5日市七届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七年二月九日



新余市建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管理和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从事各类建筑（含装饰装修、附属设施的建造，下同）和设备安装、管道、线路铺设等方面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中介服务、建筑构配件、非标准设备的加工等活动。

第四条 新余市建设局（以下简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实行分级管理与监督。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项目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管理和监督，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建设工程项目根据行政区划由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实施管理和监督。

市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国土资源、城市管理、房产、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履行对全市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施工许可管理



第五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

㈠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㈡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㈢已经对建筑节能及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有关事项进行落实；

㈣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文明施工的条件，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㈤已经依法确定施工企业，并已落实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㈥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经按规定进行了审查；

㈦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㈧按照规定应该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㈨按规定落实建设资金：建设工期不足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50％，建设工期超过一年的，到位资金原则上不得少于工程合同价的30％；建设单位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有条件的可以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

㈩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依照前款第㈨项规定实行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领取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延期以两次为限，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或者超过延期次数、时限的，施工许可证自行废止。

第八条 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中止施工的时间、原因、在施部位、维修管理措施等，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建筑业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比例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



第三章 资质及从业人员资格管理



第十条 下列单位必须取得省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方可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㈠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㈡建筑施工单位；

㈢招标代理、工程监理、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等中介服务单位。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建筑业企业及中介机构等单位不得超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接工程业务，不得将工程业务转包、转让或出借、出卖资质证书。

第十二条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管理规定，依法经营，平等竞争，不得以降低取费标准、转嫁服务费等方式搞不正当竞争。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有关人员不得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或投标人相互串通、弄虚作假，并从中收取好处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权指定中介服务机构。

第十三条 国家规定的需要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并按规定注册后，方可从事注册范围内的建筑活动；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规定范围内的建筑活动。

前款规定的人员不得出卖、出借证书、图章、图签。

第十四条 施工企业在中标后，管辖项目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标企业的标后监督管理，坚决防止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及其他弄虚作假行为，推行生产一线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并对施工现场项目管理人员配证上岗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　发包与承包



第十五条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全部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采购，达到下列标准的必须进行招标：

㈠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房屋建筑、地质基础、园林绿化、装饰装修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项目50万元人民币或者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

㈡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㈢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3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㈣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本款第㈠、㈡、㈢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前款规定之外的项目，招标人在告知工程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后可直接发包。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情况，不宜进行招标的项目，可以直接发包。

第十六条 工程招标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由招标人依法组织实施，实行招标人负责制。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及有关当事人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十七条 必须依法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才能进行施工招标：

㈠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等应当履行核准手续已经核准的；

㈡工程投资计划批准文件；

㈢土地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用地证明；

㈣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许可证；

㈤建设资金的落实证明；

㈥有通过施工图设计审查的设计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

㈦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施工招标工程应当公开招标。

前款规定之外的其他工程经批准后可以实行邀请招标。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的，招标人应当向5个以上具备承担施工招标项目能力、资信良好的特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邀请书，在同等条件下鼓励将上年度已创建省级优良工程的施工企业，优先作为邀请投标对象参与投标。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的，招标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

第二十条 建筑工程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和经营范围的建筑工程承包单位，不得提高招标工程实际情况所需投标企业资质等级要求，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化整为零或用其他方式规避招标，不得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或违法收费。

第二十一条 实行招标的工程项目应当进入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第二十二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建筑工程，应当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计价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评标。

建筑工程发包实行合理标价中标的原则。发包单位不得压级压价，不得要求承包单位带资承包、垫款施工。

第二十三条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组织完成所承包的主体工程。对工程中的非主体部分，可以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建，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不得将承包的工程转包。建设工程承包单位派驻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建造师）、“五大员”等施工管理人员与企业投标文件拟派人员不相符的视为转包。



第五章　造价与合同管理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依法签订后应当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造价须以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省、市或有关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计价办法等有关规定为计价依据，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第二十六条 设计单位在工程设计时应当按规定准确齐全地编制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和设计说明书等文件。竣工结算应按《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及其他有关文件办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遇到新工艺、新材料属于定额缺项项目，应及时通知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并有义务协助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编制补充单位估价表，作为结算的依据。

第二十七条 发包方应按合同的约定及工程进度及时拨付工程款项。承包方应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第二十八条 招标投标的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工程款支付、项目经理（建造师）及其他管理人员等主要内容应当与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以及投标时承诺的条件相一致。



第六章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者施工企业在工程设计中或者施工作业中违反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三十条 建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建筑材料设备供应单位和预制建筑构件、商品砼生产厂家，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实行质量责任制，严格执行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第三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委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担任项目总监，必须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工程质量监理职责。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单位以及材料设备构配件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监理人员不得在施工单位兼职。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必须按照工程设计施工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质量检验制度和工序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对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建筑装修工程，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修改方案，否则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结构和承重结构。

第三十五条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消防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筑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工程相关文件和技术资料报送建设部门备案，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将工程竣工档案移送城建档案馆。未经竣工验收备案的，不得交付使用、销售，不得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有关手续。

第三十六条 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在国家规定的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由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措施所需资金；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银行出具的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资金到位证明及其他有关资料。

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第三十八条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在实施监理的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行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报告安全监督机构。

第三十九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需的资金投入，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第四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安全施工方案，且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签字后实施。对于危险性较大的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审查。

第四十一条 施工现场实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评价制度。工程开工前，施工现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㈠建设单位应当完成“三通一平”；

㈡施工单位应当对施工现场地面及道路进行硬化；

㈢施工现场应当进行封闭管理，主要出入口处必须具备车辆冲洗平台，配置冲洗设备；

㈣在进出大门口悬挂工程概算牌、管理人员名单、照片及监督电话牌、消防保卫（防火）责任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牌和施工现场平面图；

㈤有满足施工需要的临时设施；

㈥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是评优的重要依据，凡达不到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的工程，不能评为省、市优质工程。

第四十二条 施工现场对毗邻建筑物、构筑物、管线等可能造成损害的，以及在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加以保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

第四十三条 施工中发生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八章 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㈠项目经理（建造师）、“五大员”及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与其投标文件不相符的，或者发现这一情况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不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的；

㈡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在岗、人证不符、无证上岗和一人多岗的；

㈢中介机构恶意竞争、扰乱建筑市场，情节严重，或者其从业人员违反规定执业的；

㈣建设单位未提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资金的；

㈤工程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不予监管或监管不力的；

㈥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混乱，不符合保卫、场容等管理要求的，安全设施不符合规定或者管理不善的，或者生活设施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㈦应使用预拌混凝土的工程建设项目而未使用的；

㈧中标人不按照规定和时效与招标人签订施工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注册执业人员有前款规定情形并造成较大影响或质量事故的，可以责令其在本市停止执业一年；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质量事故的，提请有关发证机关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前两款所指行政处罚的决定，除依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由新余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之外，均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

第四十五条 监理人员索拿卡要、索贿受贿的，一经发现，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六条 勘察设计、建筑业企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过失在市外受到处罚，尚在处罚期的，在本市同时有效。

第四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新余市人民政府1998年4月1日印发的《新余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余府发[1998]41号）同时废止。



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宋汉林


摘要：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亦无例外。我国强制执行法律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但仍显不足，强制执行法的发展，应当从申请执行人、被申请执行人、案外人等各个利益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角度出发，积极完善立法，改进执行措施，在保证对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基本人权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生效裁判的合法、及时执行。

关键词:人权；强制执行法；保障；救济程序


　　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法制的发展，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对基本人权保障，已成为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亦无例外。许多国家不断修改强制执行法，扩大强制执行中对人权的保障范围，限制侵犯人权的执行方法和执行手段，以最大限度的保障执行案件中当事人及相关执行主体的基本人权。我国强制执行法律也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但仍显不足，强制执行法的发展，应全面保障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以及案外人的基本人权。

一、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的界定

　　所谓人权，是指社会根据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水平，经过法律和道德承认并保障其成员（个体和群体）获得正常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和行为能力。(1)按照这种解释，人权的外延应是基本人权，即直接关系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得以持续生存、过正常生活、能够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权利。徐显明教授将基本人权总结为以下十项：（1）隐私权；（2）知情权；（3）财产权；（4）生存权；（5）发展权；（6）环境权；（7）迁徙自由；（8）平等权；（9）正当程序权；（10）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2)在民事强制执行中，人权保障的范围应当包括可能在执行中不涉及的环境权和迁徙自由以外的其他八种基本人权。民事强制执行中涉及对隐私权的保护，隐私权的实质是人的尊严，侵犯隐私权就如同剖开人的胸膛窥视人的心脏，这是极其残酷的一种侵害，如何使执行权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做到对私生活和私信息不评价、不介入、不暴露、不滥用，这是民事强制执行中隐私权保护的关键；民事强制执行中涉及到知情权的保护，执行当事人在执行中有权利知悉与其执行权利义务有关的执行信息和执行的内容，如对于执行费的计算标准、计算方法等；民事强制执行中涉及对财产权的保护，在人权史上，财产权总是被列为自由之首，甚至可以说，没有财产权就没有真正的人权，强制执行中绝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执行都涉及到对财产权的处分，对财产权的保护在执行人权保护中必然居于重要的地位；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民事强制执行中对生存权的保障体现在对执行当事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上，民事强制执行中发展权保障的关键在于给弱势群体和弱势个人提供缩小与强势群体以及强者之间差别的机会，如美国强制执行中对行业和营业工具的执行豁免就体现了强制执行权对发展权的充分保障；平等权、正当程序权等涉及司法的权利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当属最基本的程序性保障权，强制执行中应当遵循善良关注、同等对待、程序公正、中立、非经法律允许不受强制、公权力过错赔偿等程序性原则以及制度，这是强制执行中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最基本尊重。以上诸项基本人权的司法保护，在我国有关法律中多有涉及，体现了包括强制执行法律在内的我国现行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但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实践操作，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二、强制执行中人权保障的必然性

（一）强制执行中人权保障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以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为基本前提的，如果社会主体的基本自由受到抑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也将受到阻碍。强制执行程序的合理设置以及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利的保护，能够使社会或市场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休息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基于基本权利受保障而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体的动力和发展诉求会极大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良好的秩序可以挖掘出强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强制执行中权利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市场交易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信用关系的严重扭曲也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也是民主和法治的基本体现。司法权力系统是社会权利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子系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司法权的存在是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体现和具体保障。民事强制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3)，它的有序运行能够彰显民主和法治精神。法治国家中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必须以基本人权的保障为其价值前提，与基本人权保障相背离，或在其运行中随意剥夺基本人权的强制执行法律都不符合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精神。

（三）强制执行公权力的恣意，决定了人权保障的必要性。在执行实践中，“执行难”已成为全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强制执行机关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经常性的使用集中执行方式，采取“零点行动”、“执行风暴”、“假日执行”等形式，大搞突然袭击，严重侵害了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目的而出现的消极执行、违法执行、阻碍执行等“执行乱”现象屡禁不止，执行的无序也严重侵害了执行当事人甚至案外人的基本人权，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严重的甚至引发群体暴力事件，导致社会不稳定。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不规范甚至侵犯基本人权现象的大量存在决定了必须要有相应的程序予以救济和保障。

（四）程序正义有能力保障强制执行的基本人权。程序正义是强制执行中人权保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而且程序本身的运行就体现着正义价值。程序正义要求执行程序具有正当性，未经法律允许，不得剥夺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一项行为都必须以法律的授权为前提，否则即为违法，程序正义保证任何人的权利不得被随意侵犯；程序正义要求执行程序具有独立性，任何主体不得对执行行为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执行机关必须确保执行程序公平进行以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合理的、不受干涉的尊重；程序正义要求执行程序具有平等性，执行程序的运行必须平等的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甚至案外人的基本权利，各方当事人应平等的享有异议权、申辩权甚至诉权等基本人权的平等保障权。民事强制执行的程序正义性诸特征决定了完善的民事执行程序有条件、有能力保障强制执行中的基本人权。

三、民事强制执行程序对债权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我国现行民事强制执行法律侧重于对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对债权人的财产权的保障，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人的权利为目标，这也是维护国家公权力强制解决民事纠纷机制公信力的保障和国家运用强制力维护社会秩序的保障。对债权人基本人权的保护是通过对债务人采取在正义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苛刻的手段来实现的，但就债权人本身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权利赋予以及在实体法中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似乎还远不能达到债权基本人权保障的要求，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一）关于执行立案中对债权人的权利保障。最高法院《执行规定》第10条、第18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申请法院执行的条件，对执行根据、申请期间、申请内容、申请的形式要件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足以保证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正当性。但实践中法院为了提高执结率、缓解“执行难”的压力，试图进一步加重债权人的义务而搞所谓的执行立案标准改革。这项改革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加大申请人的义务，强调申请执行人对财产的举证责任，不再像过去那样大包大揽，有案必立了。(4)法院不能因为执行中立案多、结案少、社会压力大就随意提高执行立案的标准，侵害债权人的基本权利。从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来看，申请执行的条件都较为宽松，如德国、日本、法国的立法规定，债权人在申请强制执行时，只要提交执行文书正本就行，不必另外提出其他证明文件。(5)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申请执行的条件规定已经较为严格，因此，不宜再加重申请执行人的义务，否则将对债权人申请执行权利的实现不利，债权人的基本人权将无法保障。

（二）关于债权人申请执行须交纳执行费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申请执行须交纳执行费，但实践中，很多债权人交了执行费用却不能实现债权；在执行收费上，申请执行费并不高，但案年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却很多，甚至有的申请人为了早日实现债权，在异地执行过程中承担了执行员的所有开支；执行收费方面还存在打白条的乱收费的问题。要求债权人的预交申请执行费的做法，实际上是法院在进一步转嫁风险，如果败诉方没有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或者法院没有强制执行判决的能力，或者法院根本就没有认真执行它自己的判决，当事人预交的费用就与判决确定的其他司法救济一起被落空，这种分配方式直接体现对国家和法院利益的极端倾斜，不利于债权人基本人权的保护。(6)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和债权人损失的减少，法律应规定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不预交申请费，立法时可以借鉴破产法的规定，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执行费由法院在被执行人的财产中先行拨付，然后再执行债权，这样规定也恰巧与我国破产法中关于实现债权时的破产费用征收的规定相匹配。

（三）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民事责任过轻不利于对债权人权利的保障。民事强制“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债务人恶意逃债，“老赖”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外，也与法律规定的对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民事责任追究过轻而起不到震慑作用有重要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该条规定了不履行债务的民事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诉意见》）第295条规定，不履行金钱债务应支付的迟延履行金，为债务利息加银行同期利率一倍的利息，笔者认为支付利息过低，不足以督促债务人按期履行债务，不利于保证债权人基本财产权的实现，强制执行法应借鉴《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按日处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加重债务人的责任以保障债权实现的实效性。同时，《民诉意见》第295条还规定，债务人未按期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应双倍赔偿申请人已受到的损失，该条规定了因债务人不履行义务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但笔者认为该规定仍不足以完全保障债权人的权利。损失如何界定？间接损失可否要求赔偿？可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问题该条并未解决，也无其他法律规定可以适用，但债务人迟延履行给债权人造成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甚至精神损害的现象却大量存在，因此，笔者建议，强制执行立法中应对迟延履行的赔偿范围和赔偿程序加以明确的规定，还应当赋予债权人主张间接损失的权利和以“与其身份相关的特定物品”为执行标的的债务不履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四）在执行方法上对债权人权利的保障。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方法，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未规定申请执行人调查财产的方法，而实践中有些法院却不断强化申请人对财产调查方面的责任，二者的冲突使债权人权利无法保障，因此，强制执行法中，有必要规定，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向其委托的律师签发调查令，授权律师调查债务人的财产，以解决执行中财产难找而导致“执行难”的问题，最终保障债权人权利的实现。除此之外，法院可以限制债务人在不履行债务期间对高档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也可以采取强制债务人申报财产的办法或使用悬赏举报债务人财产的办法，以此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基本权利。当然，这些执行方法的使用，都应以不侵害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

　　（五）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救济权对债权人权利的保障。重塑强制执行法严格的强制执行程序并不必然能解决债权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实践中的“执行乱”现象大量存在，“执行乱”侵害债权人利益、践踏债权人人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消极违法执行。有的法院不经申请保全人同意即解冻、解封诉前或诉中财产保全的财产；有的对债权人提供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不查不找，坐失良机；有的受地方保护主义驱使，受托执行却按兵不动，或者动辄中止执行。这些消极违法行经使债权人四处求救，叫若不迭，无以无计。（2）积极违法执行。有的法院逾期受理执行申请，甚至不发执行通知即执行；有的不按顺序执行，不按顺序清偿，或不按公平原则分配被执行的财产；有的对执行财产估价搞双重标准，或故意高估，造成执行不能态势，迫使债权人吞下以物抵债之苦果等。（3）阻碍外地法院执行。有的法院以执行本地案件为名，将本地债务人的财产全部查封予以保护，对抗外地法院执行；有的与本地债务人合谋，阻止外地法院执行等。(7)“执行乱”侵害债权人利益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靠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但事实表明这种内部管理制度基于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不能完全杜绝“执行乱”，那么，通过设立司法审查制度解决这一顽症就成为立法之必须。具体而言，笔者建议，首先，修改《国家赔偿法》，无论是法院积极的作为违法还是消极的不作为违法，只要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按国家赔偿法给予司法赔偿，并且强化国家赔偿后的追偿制度，让违法执行者切实承担违法行为的不利后果，以此促成执行中程序正义的实现，保障债权人的权利。其次，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将执行权分解为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三部分，相应设置执行命令机构、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裁决机构、三机构分工合作。执行裁决机构独立、中立地负责执行中异议事项的裁决，对其实行司法审查，如果债权人对执行命令机构或执行实施机构的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的违法执行行为有异议，可以请求执行裁决机构予以审查，对执行裁决机构的审查裁定不服的，双方均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的执行裁决机构申请复议一次，对未申请复议的裁定或生效的复议裁定，执行实施机构或执行命令机构必须执行。这种构想在执行局相对独立设置和业务上的垂直领导关系已建立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通过这种方式应该有利于解决“执行乱”问题，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基本人权。

四、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和第三人基本人权的保障。

（一）“集中执行”中债务人基本人权的保障。法院在执行中经常使用大规模“运动式”的集中执行模式，“零点行动”、“执行风暴”等执行方法经常性地被使用，这些做法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执行一批积案，并且可以震慑债务人，但这种粗放的执行模式存在着忽视债务人权保障的弊端。一方面，集中执行中常有不具备执行资格的人员参与执行，执行主体不合法；另一方面，法院搞突然袭击和秘密执行，有行使侦查权之嫌，还有可能在执行中侵犯被执行人的隐私权；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法院往往在节假日，夜间等时间段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执行案件，此时宪法新赋予公民的体息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国外有较多关于执行时间和程序的法律规定，德国民诉讼第76条规定，在夜间、星期日以及一般的节日为执行行为，应经执行行为所在地区的初级法院法官准许；法国民诉法第508条规定，每日6时之前、21时之后，以及节假日或停工休息日，不得为任何判决之执行，必要情况下，依法官之许可，可执行判决；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55条规定，星期日及其他人本息日及日出前、日没后，不得进入有人居住之住宅实施关于查封之行为，日没前已经开始为查封行为者，得继续至日没后……。(8)因此，笔者建议，强制执行立法时，应加入关于节假日和夜间禁止执行的规定，遇有等急情况，必须为执行行为时，须经上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批准后方可执行，以保护债务人的基本人权。

（二）执行财产豁免对债务人权利的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执行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财产，该规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强制执行中对债务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但实践中对“生活必需的财产”理解不一致，导致执行中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04年11月4日通过，05年1月1日实施）第五条对上述问题作了解释，规定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等八大类财产法院不得查封、冻结和扣押；该解释第六条规定，对于债务人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后抵债。该解释对被执行人的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保障，不失为对债务人人权的基本内容，但其规定仍显粗陋，执行过程中多有不便，如冰箱、微波炉可否视为生活必需品，可否执行？各个法院有不同的理解；另外，对于基于公共利益而成立的机关、社会团体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是否有必要规定为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而免于执行其财产的必要部分？国外强制执行中的作法值得借鉴，德、日民诉法对执行标的均有豁免规定，对维护善良风俗的债务人财产不得作为执行标的，如埋葬的物品、遗像、灵牌、墓碑等；对服务于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物和公共设施负于执行；对于保障债务人生存和发展的租贷权等权利不得执行等。(9)美国各州宪法和法律也规定债务人的某些财产免受强制执行，包括：宅基地等不动产财产的免除；动产财产如服装、行业或营业工具、汔车等普通动产的免除；基于追索免除动产之损害及其赔偿的动产的免除；武装力量成员服役期间所得的奖金或物品的免除；一定类型收入的免除，如解除雇佣合同补偿、人寿保险等。(10)鉴于此，我国强制执行法对执行财产豁免的规定，除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已作了规定的以外，还应进一步补充，具体应包括：（1）债物人必需的生活物品的界定应当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来确定（省一极标准）；（2）对仅有一处房屋但房屋价值较大的，可以在保证被执行人基本居住条件后采取变卖措施；（3）对于维持债务人生计的基本行业或营业工具免除执行；（4）人寿保险金、失业救济金、伤残补偿金、因特殊原因接受救援的物品或款项、军人的转业费和退伍费、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基本宗教用品等可以免除执行。这些补充规定可以使执行更具操作性，也充分体现了对被执行人最基本人的生存权、宗教信仰权、发展权的保障。

（三）执行强制措施运用过程中对被执行人人权的保障。首先，民事强制执行中不能采取拘传措施强制被执行人到案，但实践中有些法院却在执行时违法适用拘传措施，侵害被执行人的人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只有在庭审阶段符合法定拘传条件时才能拘传，而执行中适用拘传于法无据，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法院应对此类违法执行行为的行为人严厉查处，杜绝非法拘传，保障被执行人人权；其次，执行中有些法院把加大执行力度片面理解为加大强制措施的力度，以拘留作为强迫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办法，甚至采取以非法拘禁被执行人追索债务的办法执行案件；还有些法院实施异地拘留时，未取得被拘留人所在地法院的协助，搞异地关押；也有些法院对构成拒不履行法律裁判罪的犯罪嫌疑人，未交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而是作出决定后直接交法院法警执行逮捕。这些行为严重违反程序，侵害了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除了由纪检、监察部门纠正外，笔者建议，对于违法执行行为应赋予被执行人异议权甚至诉权，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保障其人身自由权。再次，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拘留的条件较为明确，但却没有拘留次数和时间间隔的限制，法院在适用时可以轻易地剥夺公民的人身权，甚至同一被执行人涉及多个执行案件时可以连续拘留，这种立法上的缺陋使执行中的拘留无明确限定，适用中难免造成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严重侵犯和对人权的践踏，鉴于此，强制执行法应进一步明确对拘留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第四，我国民事强制执行中的拘留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惩罚性措施，法律只规定了适用条件却未考虑到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存在基于保护人权的例外情况。台湾地区强制执行中的管收制度，虽不同于大陆强制执行中的拘留，但我们可借鉴，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二十二条之三规定：“债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1）因管收而其家生计有难以维持之虞者；（2）怀胎五月以上或生产后二月未满者；（3）现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疗者。”(11)笔者建议，我国强制执行法中应加入拘留例外情况的规定，在上述三种情况下虽符合拘留要件而不得拘留，这样既能保障被拘留债务人的人权、又能体现司法以人为本的理念，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固，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执行中公布被执行人的名单、案件执行信息与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在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法院广泛运用了在媒体上公开拒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名单及案件执行情况的作法，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开发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今后将通过该系统公布案号、执行法院、执行法官、执行依据、执行当事人、执行标的额、执行过程和委托执行、中止执行、暂缓执行、结案方式、实际执行到位款项、债权凭证发放等内容，并且该系统将与金融、工商、公安等部门的信息系统衔接，对不履行债务的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消费、信贷、出境等行为予以限制。这种方式不失为强化社会信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治本之策，但笔者担心不成熟的制度也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涉及对债务人人权保障不力的问题。首先，公告范围不明确可能导致对债务人隐私权的侵犯；其次，公告签发主体不明确可能导致公告的滥用；第三，公告信息更新不及时可能会侵害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如被执行人已履行了债务，但公告的名单尚未及时变更，影响债务人的正常经营、消费甚至影响基本生活；第四，信息系统未启用以前，法院仍将在媒体上公告被执行人情况，公告费用一般由被执行人按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来承担，但对该费用的管制上却不明确，如某甲为债务人，如果在某甲所在市的报纸上公布就足以震慑被执行人，促其执行，但法院却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布，由此产生的超额费用仍由被执行人承担，显然不利于对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公告执行制度缺乏相应的规范，造成实践中作法各异，一方面该制度有利于执行，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侵害被执行人的人权。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15条规定了债务人名簿制度，规定债务人名簿中的有关个人的资料只能用于强制执行的目的；这种名簿复本应机密处理，在利害关系终止后，该复本即予以销毁，也不再对查询给予答复。(12)这样的规定充分保障了债务人的人权，应当可以借鉴，我国应对公告制度的相关规范予以立法上的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