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邱兴华案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邱兴华被判处死刑并且交付执行了。本案，作为个案来说，应该是尘埃落定。就像老百姓有句俗话：“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可是，邱兴华死了，似乎因此引起的许多法律问题，不但没有“了”，反而被许多法律人继续议论着。这是因为，邱兴华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个案的价值。
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司法鉴定。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除去考察其犯罪行为以外，最重要的是确认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如果行为人不适格，就是说，如果经过辨认，行为人属于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些人，那么，就应该判定其无罪。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分别规定了不承担刑事责任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情况，就是从法律上界定行为主体的身份。
是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明确的。问题是，谁，依据什么样的权利和程序提出对主体是否适格的认定，如何进行认定。众多的议论，包括法学家的公开信，都请求对本案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的主张。我认为，这些，作为民意来说，并无不当。但是，从操作上来说，却并无法律上的依据。
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侦查、审判、公诉之外的人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因此，我认为，关键是促进立法的完备。呼吁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立法，促进立法保障人权。
很多人比较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启动司法鉴定的立法情况。这对补充和完善法律制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以刑事案件来说，有一种观点是非常不可取的。这就是站在公权利的角度上看，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当作不过是研究、审理犯罪案件的一个“物体”，他们没有什么社会人的属性。因此，就不去认真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比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多次规定，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这就是严重的忽视了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他（她）的精神不受侵害的权利。假如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不法侵害，我认为就应该给予补偿。一个极端的，但是也是很常见的案子就是强奸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没有财产损失的。附带民事，无法提出经济方面的请求。但是，精神损害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是给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终身不能弥补的精神创伤。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合理的。但是，站在公权力的角度上，可以不这样理解。有的法学家解释说，立法者认为，国家已经替你追究了罪犯的刑事责任，你的精神上的损害，就得到了抚慰，不需要再请求什么精神损害赔偿金了。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是很不适当的。
说到邱兴华一案引发的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具有类似的缘由。立法方面缺失当事人启动司法鉴定的制度，也同样是忽视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现在，公、检、法，可以启动司法鉴定。很多人罗列了启动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偏偏是和鉴定结果有最大利害关系的被告人无权请求鉴定。
在刑事案件中，不应该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法律赋予律师和刑事案件辩护人的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见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当然也可以力图证明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这就必然可以合理地推论：他们具有请求进行司法鉴定的权利。
邱兴华一案，有关人员提示了邱兴华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病者，给出了一些线索，因此，对他进行司法鉴定，是有必要的。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其是否具备一个刑事罪犯的主体身份，是审判工作的前提。但是，在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提出鉴定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其律师提出的司法鉴定只有“请求”的地位，没有必需进行鉴定强制性。这样，这种请求，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接受的。试想：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不是缺乏对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了解。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很了解。是在了解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不启动司法鉴定。那么，这种请求，显然就是一个无用的提示。
在犯罪主体存疑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判决，确实是使人感到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太不完善了。所以，有人说，这种个问题不解决，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有罪推定”。
限于法律环境，限于立法上的不完备，没有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就判决其有罪。人们从法律条文上无法追究哪个部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使是众多的民意、法学家的呼吁，也无济于事。这确实是让人感到无奈。
也许会有人说，侦查、起诉、审判机关应该从良知出发决定对邱兴华进行鉴定。没有提出，没有进行，他们应该承担良知方面的责任。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需通过完善立法，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保障，而不是靠内心的自我约束，立法才是完备的。这就是法制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因此，期望良知，期盼良心的谴责和良心的驱动，作用实在是有限的很。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这里。
邱兴华是被执行了。我希望，我们国家在这个案件中引发的、暴露的法律缺失问题，能够尽快给予解决。这不是为了具体的哪一个人的利益，是为了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利益。立法，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包我在内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的希望是，这个过程不要太长，不要太艰难。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
1998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刻认识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重要意义，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多种渠道，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司法公正，完成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
（一）做好向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每年由院长向人大报告上一年工作，这是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体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工作报告，并认真接受人大代表的审议。在代表分组审议时，派出负责人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在人大闭会期间，应当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向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专门委员会就法院工作作专项口头或书面汇报。对人大代表审议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研究解决、改进法院工作。
（二）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对于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通过法定程序，决定要求人民法院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问题及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要求期限内或者依照法定诉讼程序和期限办结，并报告办理结果。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当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
（三）接受人大代表依法提出的质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在人大会议期间，接受人大代表提出的质询；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接受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定程序提出的质询。接受质询的人民法院要按照要求，由负责人到会对质询的问题认真负责地当面答复，或者由负责人签署书面答复。
（四）接受和邀请人大代表视察。这是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人民法院对人大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欢迎代表前来法院视察工作。必要时，应当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来视察。人民法院应当为视察提供方便，做好准备；法院的负责人应当亲自汇报工作，积极反映情况，如实解答问题，虚心接受批评，使代表通过视察了解法院的工作情况，支持法院工作。代表视察中提出约见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被约见的人员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代表的批评、建议和意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和解决。对代表提出的涉及具体案件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办理。
（五）积极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人民法院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法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认真办理，分别已经解决、基本解决、正在解决或者列入规划逐步解决、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留作参考等不同情况，一般应当在要求期限内办结并以书面形式答复代表，并抄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或者涉及具体案件需要依照法定程序查处而一时难以答复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程序性答复，实体答复一般也不要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确有必要直接听取代表意见的，要及时安排时间。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说明原因。人民法院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遵循交办、承办、催办、审核、答复、总结等程序，以保证答复准确、及时。
（六）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人民法院应当为执法检查组开展调查或检查工作提供方便，积极配合、协助进行调查或检查工作。根据需要，由负责人如实汇报被调查或者检查的工作情况，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就执法检查组提交的报告和作出的决定，依照法定程序执行。
（七）认真复查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监督程序提出的案件。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已审结的重大案件或者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通过法定监督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审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对确属错判的案件，应当按照法定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裁判并无不当的，应当书面报告结果和理由。
（八）邀请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公开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重大案件和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可为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提供方便或事先邀请参加，其他一切案件公开审理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均可参加旁听。庭审或者宣判结束后还应认真听取参加旁听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意见。
（九）做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信访工作。人民法院应当把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信访案件作为接受监督的一项内容，认真查处。对正确的意见虚心接受，并按照法定程序妥善处理；对因与事实、法律不符而没有采纳的意见，要主动报告并说明理由和原因。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要求回报处理结果的信件，应及时通报情况和回报处理结果。
（十）重视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联系制度。要把加强同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联系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使这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下级人民法院要协助上一级人民法院做好与本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联系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确定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负责同本地人大代表联系工作，并向上级人民法院和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联系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室，向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电话、通讯地址、联系人，以便及时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负责同全国人大代表联系工作的日常事务，并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联系情况。
（十一）接受人大代表检查法院工作，接受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的评议。人民法院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要积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和审判人员执法情况进行的检查评议。对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在检查评议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
（十二）主动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征求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意见。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应当派出负责人到所辖地区征求人大代表对做好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收到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改进措施，抓好落实，及时反馈。
为了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系统了解法院工作情况，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人民法院召开重要工作会议和审判工作会议，应当邀请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室）负责人出席、指导；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送法院发布的文件、简报、报告等有关材料。重要文件应发送至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按期向人大代表赠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有关刊物、刊印法院工作重大事项通报，随时向人大代表专送。重大、疑难案件的情况的审理必要时也可以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听取意见。
（十三）建立人大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使人大代表了解案件的审理，提出咨询意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和法院审判人员执法情况，通过他们听取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和审判人员的意见、要求和希望，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