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作为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已经在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国外民事调解制度,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是纠纷进入法院程序后的非裁决解决途径，它与审判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解决纠纷的司法职能。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的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而民事调解具有的快捷、简便、成本较低等特性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和重视,也得到了民事纠纷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具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由于调解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加之调解监督机制的相对弱化，使得调解书中有时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情况，如何对调解书中涉及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加以界定，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和完善民事调解监督制度，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及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1、国家利益的内涵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认证规则是由政治过程的原则提供的,即政治过程具有独立的规范伦理,并具有民主程序。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最确切的含义在于它是国家偏好的真实表达。在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时应该坚持两个原则:其一,用“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作为“利益”的上位概念。首先,“利益”具有客观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志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利益”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需求,而是被人们主观需求认定的客观对象。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利益”包罗万象,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或者潜在的。总之,国家需求所认定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其二,遵循“精简”的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它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因而它的内涵应当“小”而准确,它的定义应当尽可能地简明扼要。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所规定的客观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政府、阶级、集团;第二,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第三,国家“轻视”绝对利益,注重相对利益,即保 持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或权力差距;第四,国家利益是有物质内容的,是某种特 定客观实在的综合。　　
　　2、损害国家利益的标准
　　《合同法》第52条第1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应当确认无效；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亦应确认无效。上述两项规定中，均涉及到是否损害国家利益问题的认定，也就是说，在当事人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时，如果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则该合同仅属于可撤销的合同而不是认定为无效合同，即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对此种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需要准确的界定。在纠纷合同中当事人损害国家利益和调解书中损害国家利益应该是共通的，因为二者都是在自愿基础上的合意，都属于契约。
　　国家利益肯定是通过国家所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及政府的政策所确定下来的，并非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无端占有、使用、处分国家财产、土地和矿产等资源，调解书中一旦出现以上情况，就是违反了国家利益。确认国家利益，需要经过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但切忌让行政机关取得决定何为国家利益的权力，因为行政机关只能依据立法机关体现在法律中的决定或者裁判机关做出的有效裁决去行使职权，以维护或实现国家利益。当然公民更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国家利益的标准会有因为政府或者个人的需要而被随意调整的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在社会各领域具体标准可以具体表现为：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则是指与整个国民经济秩序有关的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如果说纠纷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在调解书中与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了，这个调解书应当是绝对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政治利益利益，则是指如果说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调解书，一方当事人存在欺诈或者胁迫，以及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从而违反了国家整体上的政治利益的需要，则该调解书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
　　在民事调解书中，所谓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则是指如一方当事人采取欺诈或者胁迫等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技术进出口合同，所约定的标的物即技术本身的引进或者引出，损害了我国的战略安全利益，那么此种合同或者调解书也应当被确认为无效。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1、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而不是哪一个单位、部门或者集团的利益，更不是某个个人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该利益的维护将有利于公众的生活、产生、学习和工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破坏将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学习，给公众带来不便等等。
　　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与国家利益不完全相同，国家利益主要是国家作为主体而享有的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包括有关公共道德的内容。社会公共利益在国外也常常称为公共政策，它和私人的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两个方面。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调解书中当事人的利益，如果订立调解书直接损害的是某个具体的当事人的利益的，则应当援引其他的法律规定来撤销或者宣告调解书无效。
　　在社会公共利益中，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与生活秩序，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与生活秩序的行为往往也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只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对所有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作出穷尽性的规定，所以以违反社会公共秩序作为补充。而社会公德，也被称为善良风俗，它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同、遵循的道德准则。通常的道德规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宽泛，调解书中并不是任何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行为，只有那些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调解书，才能被确认为无效。
　　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毕竟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二者的内容还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
　　社会公共秩序是一种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对立物，公共秩序不同于“公法”，虽然公法（宪法以及行政法等）是公共秩序的重要渊淅，但是公共秩序的许多规则也来源于私法，公共秩序的本质在于反映和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人所组成的社会，秩序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能组成社会，秩序得以制止任意暴力对社会的破坏，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有保障，可以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秩序也为合作提供了可能，以对付自然力和其他袭击，以利于生存。所以社会公共秩序必然成为法律保护的重点，不允许进行破坏。实践中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危害，一般表现为：
　　违反社会政治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政治公共秩序有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的基本结构，使其不受合同当事人个人意志的侵犯，所以政治公共秩序的实持是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也就是说个人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而对于群体，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国的政治公共秩序对一国的政治繁荣与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各国无不对政治公共秩序进行大量的立法以进行充分的保护，对这些法律规定的违反，显然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从而可以认定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相关调解书也可以认定无效。
　　违反社会经济公共秩序的认定标准：经济公共秩序，是一种与传统的公共秩序完全不同的“新的”公共秩序，其特点在于有关此类公共秩序的强制性规范的目的，是对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或者服务的交换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或者是为了使双方的交换关系更为平等，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从方法上看，这种干预不仅表现为禁止当事人订立某些合同，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立法者对法律关系常常直接予以支配，即通过颁布具体的实体法律，直接地规定某些合同的法律效果。所以，商法上的经济公共秩序，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结果。现代社会中由于契约自由不能保证合同结果的公正，不能避免人对人的剥削；由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能够自发地达到公平，必须保护弱者、抑制强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由于契约自由再也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无法总是保证社会经济的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的标志就是经济公共秩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否定。与政治公共秩序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国家保护经济公共秩序的规范主要积极的，而不象保护政治公共秩序那样大量地采用命令性的规范；政治公共秩序作为既定原则和社会制度的保护工具，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保守性，而经济公共秩序则易于变革或者创新，使法律成为更为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笔者简述了在调解书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以及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只有将二者和民事当事人个人利益明确的区分开来，检察机关才能对民事调解书中的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更加有力的约束民事调解双方的过度随意性，才能充分保障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因为公民个人的需要而遭到践踏。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又见“情法抉择”

杨涛


近日，某报载＜＜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一文，讲述了广西某县检察院干警顾某不徇私情、毅然接受检察长的重托，亲自担纲将情同手足的“义兄”??涉嫌行贿的李某捉拿归案，并亲自说服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感人事迹。文中介绍检察长知道顾某和李某的关系很“铁”，但仍对他充满信任，要其以大局为重，割舍亲情和友情。而顾某对于恩人、情同手足的义兄也在接到任务时，大脑似乎要涨裂，想到为抓捕义兄，“义兄对自己从不设防，而自己却要设局套他，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在焦虑和痛苦伴随的一个多星期里，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的心一直在滴血。”而李某也在起初怒骂其忘恩负义：“大义灭亲灭到我头上来了”，但终于被顾的真情感动交代了问题。该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笔者也深为该检察官的高尚道德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所折服。不过，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却不满足于此，笔者想追问的是：法律是否要我们每个司法人员必须去作出这种痛苦的情法抉择呢？
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对于诸多价值，立法与司法者在一定情势下当然有所偏重，但决非可以为某一价值完全将其他价值抛弃。法律最终是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违背伦理的事情，不应当让一个人去违背人性而忍受痛苦的煎熬。为了某一价值的实现无限度的侵犯其他价值的实现，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那不是一个良法。如果说法律要实现安全的价值??追诉犯罪的需要，强迫人人互相揭发，不须考虑亲情，无须遵守职业秘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将荡然无存，社会就毫无秩序可言，这样的法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恐怖。所以，国外的诉讼活动中，亲属之间与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有作证特权，即使这种特权会带来查明真相的困难及在个案中不能实现正义，但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利益??每个公民的法律安全与人与人之间信任为基础的秩序，他们也必须忍受这种非正义。我们国家正在起草的有关证据立法，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体现这种精神。
其实，在刑事诉讼中，至少是职业上出现的情法抉择是违背程序正义的原理。一个案件是否公正不仅仅看其实体是否公正，也要看其程序上是否公正，因为事实上程序是否公正才是真正的看的见的正义。程序除了有为保证实体公正实现的工具价值外，还有尊重人性、消弥不满的内在价值，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的案件的审理，很难保证其能公正处理，退一步讲，即使他本人有高尚的情操，但旁人却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再退一步讲，上述两种情形都不存在，但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许还会这么想：也许他为了自己的大义灭亲的荣誉，亲自参与案件对我狠下毒手。（借用鲁迅先生一句话：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推测人。但在逻辑上我们无法否定其成立）在我看来，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为了案件的公正审理，也事实上避免司法官做出违背伦理的尴尬，尊重司法官的人性。
其实就是在我国现行法律层面上讲，也是力图避免司法人员在职业上作出的情法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我们通常是从是否会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角度（事实上我在想即使用公正为标准，那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时会对当事人更有利就是不公正，更不利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来理解回避制度，从典型的实用主义角度理解回避制度，一旦案件需要，为有效打击犯罪，或满足某种道德、舆论、宣传等诉求。领导便加备信任，甚至委以重任，认为只要不影响公正（司法者自己或领导的角度），便要求司法人员去大义灭亲，割舍亲情，亲自披挂上阵，甚至认为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认为此时他们更能公正执法。个别司法人员在道德的或职业的荣耀感指引下，甚至主动请战。然而他们忘了回避也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去拒绝这样的“大义灭亲”、他们也忘了这其实是让我们的司法人员去忍受心灵的扭曲，以失去亲人的信任为代价，进而失去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而这时要求回避也完全是每个司法人员的正当权利。
追根溯源，我想这里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观念问题，即司法机关包括全社会如何看待的司法人员问题，如果是当成工具，那无疑是要大义灭亲、割舍亲情，如果认为其是有独立尊严的有主体地位的人，那显然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迫他们做违背人性的事情。这里也蕴含着普通人的道德与司法职业道德冲突的问题，也许依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一般人的大义灭亲、割舍亲情是为社会所鼓励，司法职业道德却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人的道德，你能鼓励律师去揭发他的当事人吗？司法人员当然不能介入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我们要正视司法职业道德的独特性，不能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代替司法职业道德的标准。
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只要求司法人员处于中立地位，法律要求他们的是在涉及自身或亲属或有其他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应回避并不能以任何影响干扰案件的处理。但法律不是违背伦理或人性的无情东西，法律不能在维护一种价值时毫无理性地粗暴践踏另一种价值，家庭、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毕竟是每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律不会也不能将司法人员推到情与法抉择的悬崖，因为我们的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更不是工具。但愿我们的司法人员在职业中少些情法抉择，我想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低底线。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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