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中宣部 文化部等


财政部 中宣部 文化部 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通知

2007年9月29日 财教[2007]2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党委宣传部、文化厅(局)、广电厅(局)、新闻出版局：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领域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占有和使用的国有资产(以下简称国有文化资产)总量不断增加，资本运作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为确保文化体制改革健康有序进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就文化体制改革中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形势下，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创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加强和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工作。
二、要明确管理职责，完善工作协调机制。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对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职责。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的指导下，按照部门职责对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国有文化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党委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宣传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文化体制改革的组织协调和宣传业务的指导工作，重大国有文化资产变动事项(比如，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的企业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中涉及的重大资产变动等)的审查把关。财政部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等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做好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工作。
三、要严格规范和履行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审批程序。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要遵守国家现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资产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定和政策，认真做好资产清查、资产评估等基础工作，资产变动事项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国有文化企业开展投融资活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资产评估工作，评估结果须报同级财政或国资部门备案或进行合规性审核；变更国有资产产权、国有股权，改变国有资产使用方向等事项，须报经同级财政或国资部门审批后，按照有关程序办理；凡涉及前述重大国有文化资产变动事项，须经同级党委宣传部门同意。 已授权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的国有文化企业，其资产监管仍继续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资产管理关系是否需要变动， 由地方党委、政府决定。
四、要建立对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绩效考评机制。财政部门要会同党委宣传部门和有关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有关国有资产绩效考评的规定，结合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特点，尽快制定国有文化资产绩效考评办法。考评工作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国有文化资产使用效益的提高，保证公益性国有文化资产安全完整，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文化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要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绩效考评结果与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费安排、资产配置、国有文化资产经营者的收入分配真正挂钩。改进和完善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领导人任期审计制度，建立科学合理、可追溯的资产经营管理责任制。
五、要结合实际，及时制定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具体措施。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和探索。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在本通知精神的指导下，及时制定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具体措施。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已对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探索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探索实践，逐步调整、完善和规范。
　一段时期以来，刑事案件超期审判、超期羁押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法院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难点，对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超期羁押较易解决，而超期审判产生的原因就较为复杂，笔者认为其中既有法官主观因素，也是审限制度缺陷使然。为从根本上解决公诉案件超审限问题，本文试就现行审限制度作一番理性思考，以求治本之策。
一、审限制度的法律意义及内在要求
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说，“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刑罚的及时性必然要求刑事诉讼的及时性，因此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确立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需要，是诉讼公正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产物。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即审限越短，效率越高，就必然带来公正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官的裁判来自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事实的认定又源于对证据的采信。而只有当法官对案件证据、事实及其法律属性产生内心确信时，他才有条件作出审判决策。这就有一个法官对案件理性分析判断的认识过程，有一个确保法官实现心证的程序设置（即庭审），有一个保障控辩双方主张诉讼权利的时间间隔。由此可见，审限设置过于短暂，将违背人的认识规律，必然带来以草率裁判为特征的司法暴政，最终损害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审限制度应当以合理适度为前提，在技术上应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手段。
二、现行审限制度的特点及完善
我国刑诉法第168条、第126条、第122条对一审公诉案件的审理作了时间上的限制和规定，即法院应在公诉案件受理后的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在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此外还对改变管辖的案件，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作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规定。最高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将刑诉法第165条（一）项当事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官宣布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不计入审理期限；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以及被告人要求另行指定辩护人而延期审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审理之日起至第十日止，另行委托、指定的辩护人或者辩护律师准备辩护的时间不计入审限；根据最高院解释第181条的规定裁定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限；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另外，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重申了刑诉法第122条的规定，明确除精神病鉴定时间外，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从而否定了最高院关于因重新鉴定而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的司法解释。以上规定构成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基本内容，对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也暴露出当前审限制度合理性不足，原则性不强，灵活性不够的缺陷，有必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是超审限的法律后果不明导致审限制度的刚性不足。刑诉法对案件超审限的后果未作规定，超审限对审判程序的推进不构成任何影响。目前审限制度的保障措施主要来自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以及法院内部的工作考核，审限法律制度沦为了考量法官工作绩效的指标。由于超审限并不导致原诉讼行为无效，审限制度的严肃性未能受到法官的足够重视与维护，已成为超期审判屡禁不止的主观因素，因此增强审限的强制性势在必行。
有一种观点提出，审限制度既是对法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审判和诉讼权利的限制，又是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获得裁判的权利。国家审判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其作出裁判，其法律后果应等同于刑法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不得再以指控的事实对其审判而予以释放。这种观点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却过分关注于当事人个人的权利保护，忽略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揭露犯罪，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追求，因而不符合我国的司法现实。笔者主张，将超审限作为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明确列入刑诉法第191条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情形之一。通过法律条文的昭示，激发法官严格执行审限制度的内在动力，也给法官的业绩考核提供依据。
二是审限偏短，合理性不足。审限的合理性要求审理期限的设置必须满足于刑事案件审判的需要。刑诉法规定以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刑诉法修订之时我国尚实行的是周日休息制度，而修订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国家实施了每周双休日制度。按照一个半月6个星期日计算，应扣除法定假日12天，尚余办案时间1个月零3天。当前法院内部普遍推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审判流程管理，实行立审分离，立案庭受理公诉案件后移送刑庭至少耗时1天，立案庭排期开庭时间一般确定于案件受理后的第12日（为确保开庭前十日送达起诉书副本，需留两天送达时间，被告人未被羁押的案件送达耗时更多），此时尚余办案时间20天。法官开展证据展示、庭审及撰写打印判决书，以及公开宣判，至少耗时3天。真正可由法官支配的时间已不足17天。这17天中，还要面临案件中大量存在的传唤证人出庭、休庭调查核实证据、重新鉴定以及重新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一名法官高效率审理一宗案件的情形。事实上，刑事法官不可能单独只办一宗案件。以笔者所在庭为例，一名法官年均审结70余件计，每个月承办审结的案件就达6件，审判用时更为紧张，法官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已成普遍现象。由于审限制度的合理性不足，不能满足审判工作客观要求，成为了超审限案件大量存在的客观原因。为此，建议在刑诉法重新修订之时，将普通程序案件审限延长至二个月，简易程序案件审限延长至一个月为宜。
三是立法粗疏，解释不一，操作性不强。程序法是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方式和程序，直接指导和规范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从立法技术上看，宜细不宜粗，真正给诉讼参与人起到诉讼指南针的作用。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却过于原则，两高不得不对执行刑诉法分别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即充分说明立法上的缺陷。刑诉法关于审限的规定亦存在操作性不强、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影响审限的因素除刑诉法第168条、第126条、第122条所列可以重新计算或不计入审限的情况外，还大量存在通知证人出庭，申请法官回避，重新鉴定、勘验，调取新的物证，法官休庭调查核实证据，重新委托或另行指定辩护人，未羁押的被告人生病、外逃等，对这些因需延期开庭而影响审限执行的情况，刑诉法均未作审限调整。最高法院从审判实际出发，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加以弥补，缓解了刑事法官超审限的压力。但这些解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颇有越位之嫌。其中，关于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的解释，又被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否定。这里也引申出两高四部委的规定是否是有效解释，是什么属性的解释（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其效力是否当然高于两高司法解释的问题。从以上立法概况可以看出，对审限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已成为当务之急。考虑到审限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议在修订刑诉法时在审理程序一章中就审限制度专设一节加以系统规定，全面吸收最高院对审限的补充解释。
四是刑诉法存在中止审理的制度缺失，使审限制度因救济手段不足而缺乏灵活性。中止审理是诉讼法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制度，但现行刑诉法并未吸收这一制度。由于中止制度的缺位，案件出现既不能审结，又无法继续审理的客观情况时，法官将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导致审限超期。此种超审限很难归责于办案法官，而是立法本身造就出的违法状态，实为立法之大忌。鉴于中止制度对于刑事诉讼的重大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第181条规定，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被告人脱逃，以及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这一规定，勾画出了刑事诉讼中止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当前审判实践所遵循。由于司法解释只能对现有法律规范加以阐释，却不能创制法律，因此最高院解释所确立的中止制度从其产生之时就打上了先天不足的烙印，实为无奈之举。因此，将最高院解释中的中止制度纳入刑诉法已势在必行。考虑到诉讼中止原因的复杂性，笔者还认为，应将最高院解释第181条“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修改为“致使案件在审理期限内无法继续审理或作出判决的”；将“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改为“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以增强法官适用中止制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