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防盲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


为在全国更好地开展眼病防治工作，卫生部成立了“全国防盲指导组”，并于1984年12月6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就指导组的任务、全国防盲规划要点、开展宣教、培训工作等如何开创防盲工作新局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建国以来，我国的眼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防盲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如黑龙江省、天津市已完成了眼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基本摸清了眼病流行情况及致盲的主要因素。还有不少省、市也开展了防盲试点，并逐渐扩大。但由于我国地广人多，经济
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等不同，这项工作开展还不普遍，一些地区对眼病流行情况尚不清楚。
随着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眼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据一些地区流调资料分析、推算全国约有盲人400—500万。失明的原因也有了很大变化，由于老年性眼病如白内障、青光眼等引起的失明已上升为第一、二位，先天性眼病、眼外伤、动脉硬化、糖尿病等引起的
失明也相对增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防盲工作。
要求各地：
1．加强对防盲工作的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的防治组织。
2．适当解决一点防治经费，提供开展防治工作的基本条件。
3．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的防盲工作规划。
4．加强防盲人员培训，不断壮大防治队伍，并妥善解决防盲专业人员的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附件一：1985——1990年全国防盲工作规划要点（试行）
建国以来在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指引下，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眼科工作者在防治沙眼和防盲治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卫生部曾于1958、1960年先后在哈尔滨、芜湖召开了全国防治沙眼现场会议，有力的推动了全国防沙防盲工作的开展，使沙眼患病率和盲人率有了
明显的下降，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防盲工作有所恢复，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在第二届全国眼科学术会议期间决定统一采用世界卫生颁布的盲目标准，1981年中华眼科学会沙眼和防盲协作组在广州开会提出
加强防盲治盲工作。1982、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合作，先后在北京、北戴河举办了眼科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讲习班。1984年中华眼科全国会议上决定将沙眼和防盲协作组改名为防盲协作组，这些都为全国防盲指导组的成立和制定全国防盲工作规划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建设已跨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不但生活对人们视力的要求日益提高，而且全面开展眼保健工作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也逐渐具备，因此，在我国全面地、有计划地进行防盲工作，并使之成为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
障人民健康、促进四化建设，是摆在全国卫生工作者特别是眼科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民风俗习惯差别很大，经济发展和卫生状况极不平衡，眼病和盲目的流行情况有很大差别，根据最近二年来采用统一标准后各地流调资料分析，盲人率最高的为安徽（0．69％）、最低的为黑龙江（0．21％），平均为0．34％，推
算全国约有盲人为400—500万人。虽然较其他发展中国家（0．6—5％）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0．2％以下）仍有差距，还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力争在眼科保健方面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和积极开展防治眼病的效果，我国失明原因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沙眼、角膜软化症等传染性和营养不良性疾病所引起的失明，已由解放初期的第一、二位降到第三、四位。而老年性眼病，如白内障、青光
眼等引起的失明则上升为第一、二位，成为主要致盲眼病。因为先天性遗传性眼病、眼外伤、动脉硬化、糖尿病等引起的也相对增加。随着国民经济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平均寿命的延长，结合人口政策的有效贯彻，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进一步向老年化发展，这样因老年性眼病
而失明的人数将会大量增加，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可以预言到下一个世纪，眼科保健和防盲工作将面临不利的被动局面，因此必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搞好全国的防盲治盲工作。
任务：1990年以前，全国各个地区普遍有计划的开展防盲治盲工作，争取到本世纪末将我国盲人率降低到0．3％以下。
措施：
1．切实将防盲治盲工作纳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议事日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制订各地的防盲规划，并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2．各地应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建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盲指导组，加强对防盲工作的指导，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1988年以前对本地区的眼病流行情况、盲人率、致盲原因、人力资源、眼科医疗设施等情况进行一次调查，为制订本省和修订全国工作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绘制中国盲人分布地图提供资料。
4．大力培训眼科医务人员，逐步建立省、市、县的三级防治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应形成一个适应防盲工作需要的中心。县一级到1990年要普遍建立眼科专科，并配备有裂隙灯、角膜显微镜，能开展常见内外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的防治工作，成为县的防盲工作
技术指导中心。有条件的省应在中心乡医院建立眼科或五官科，并逐步培训大队医生，加强基层眼病的防治工作。
5．在进行流调和培训医务人员的同时，应利用医疗小分队、防盲医疗队等形式，积极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白内障、青光眼、眼睑内翻进行治疗工作，以迅速降低盲人率。在沙眼患病率较高和沙眼程度较重的地方，应积极开展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工作，以降低沙眼患病率和减少因此而
来的盲人。
6．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形式，普及防盲治盲知识，达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唤起整个社会的重视，使防盲工作能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
7．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经常研究本地区防盲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随时检查和总结经验教训，做出评价，以便修订计划和改进工作。
8．在适当时机，在进行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召开全国防盲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对开展防盲工作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与奖励。对开展工作不力的地区要给予批评，并限期做好工作。
9．要求各地将防盲工作规划和防盲指导组成人员名单在1985年底以前报卫生部卫生防疫司，抄送全国防盲指导组办公室。

附件二：全国防盲指导组章程
为加强全国防盲治盲工作的指导，充分调动眼科工作者及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搞好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协作，保证全国防盲工作规划的实现，开创眼病防治工作的新局面，在卫生部的领导下，成立全国防盲指导组。
性质：全国防盲指导组是在卫生部领导下的，由卫生部有关行政领导参加、由卫生部根据需要聘请的若干热心眼病防治工作，具有防盲治盲经验和业务指导能力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以开展好全国防盲工作为目的的专业性组织。
组织：全国防盲指导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秘书一人、会计一人。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各地可成立相应的组织。
任务：
1．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制订全国防盲工作规划；协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各地的防盲工作规划，组织和推动防盲工作的开展；
2．经常研究全国防盲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组织各地协作，指导并监督防盲规划的实施；
3．统一全国防盲工作中各种检查和诊断标准，统一防盲的分类方法；
4．与全国眼科学会防盲学组充分合作，不断总结防盲治盲经验，通过资料交流、出版刊物和召开区域性或全国性会议交流防盲工作经验；
5．组织编写和出版适用于基层防盲工作的资料和对群众进行防盲教育的宣传品；
6．利用各种形式开办眼科流行病学学习班、防盲学习班等，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区的防盲骨干；
7．受卫生部的委托，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盲工作进行检查或评比；
8．对卫生部进行对外技术交流及合作项目提出建议；
9．每1—2年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全国防盲工作进展情况和制订年度的工作计划；
10．随着防盲工作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在必要时通过全组会议讨论通过，对章程进行修订。



1984年12月31日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

杨涛


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丢丢一样让我们揪心，这位孩子从小没有爸爸，吸毒的妈妈在他三岁时曾他当作毒资抵押给了三个吸毒者，使他受尽非人的折磨，之后在漫长的7年又将他丢给弱智的外婆和贫穷的舅舅，甩手不管。尽管多年有无数好心人想收养丢丢，都因为他妈妈不同意而无法实现。《法制日报》7月2日报道， 6月28日下午，在该报的多方联系努力之下，丢丢母亲郭立琴同意由当地政府出面将丢丢交由社会上好心人抚养，并在代养委托书上签字、按手印。但在6月30日下午，记者拨通郭立琴的手机，她完全不承认两天前同意的由政府委托代养丢丢一事，使关心丢丢命运的善良的人们心再一次揪起来。
法律再一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表现出无奈，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而丢丢的母亲尽管对他极其不负责，但只要她不愿意送养，想收养丢丢的好心人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有父母在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但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等等配套规定还没有明确。所以，在剥夺丢丢母亲的监护权的具体操作上，专家认为还存在着很多困难。”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另一个孩子的命运也让我们揪心，这就是小贺梅。1999年1月28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攻读的中国留学生贺绍强和他的妻子罗秦拥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贺梅。但是此时贺绍强夫妇却因为官司缠身而处境十分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贺绍强夫妇在教会的帮助下找到了生活富裕的贝克夫妇一家，请他们暂时照顾他们的女儿。然而，贝克夫妇却因此而不肯再归还贺梅，并以各种理由阻止贺氏夫妇探望贺梅，此举激怒了无意放弃孩子的贺绍强夫妇。此案诉至法院后几经周折，终于于2004年5月12日由孟菲斯巡回法官作出判决，贺绍强夫妇失去了他们的女儿，贺梅将留在田纳西州同贝克夫妇生活在一起。对此判决贺氏夫妇感到无法接受，他们表示将继续上诉。
在这场官司中，我们固然同情失去孩子的贺绍强夫妇。然而，我们也看到，美国法律中对孩子的周全保护却值得我们关注。美国的家庭法明确规定，超过四个月不去探视孩子就被视为遗弃。同时，美国的法官把贺梅“利益最大化”当成了他判决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法官的反复权衡下，他认为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对贺梅的成长最重要，“文化的交叉替换”和环境的改变对贺梅是不利的，在这里谁是贺梅的亲生父母对美国法官来讲似乎并不重要。
　从这二个案件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法律对待子女问题上的差异。在西方，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早已从“家本位”、“亲本位”转向了“子女本位”。各国立法上都把重点从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转变为强调父母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各国立法的原则。而在我国，对待父母子女关系上，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家本位”、“亲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子女被视为家族或父母的私有财产，无独立的人格，子女的利益被漠视。在今天的中国，“子女本位”当然也体现在我国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上，但是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这种思想禁锢却并未得以完全解放。因而，反映在立法上，剥夺不负责任的父母的监护权的规定不彻底，程序上极不完善。如有专家认为：“1998年颁布的收养法在制定的时候，在立法思想上虽然考虑了怎样保护孩子的利益，但它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父母权利本位，因为中国人有血浓于水的传统观念，注重亲情，认为孩子由生父母抚养合情合理。”反映在司法上，在法无规定但并不禁止的问题上，不敢为保护子女利益上勇于创新，用实践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行动的迟缓还需要打破思想的禁锢，我们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对丢丢的血浓于水，不需只看到丢丢的母亲无数次廉价的忏悔。在其多次的抛弃孩子的行为中，我们早就可以作出继续让丢丢的母亲监护丢丢已不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的判断，只要我们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我们的社会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剥夺丢丢的母亲监护权。毕竟，法律赋予了我们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的权利，如何剥夺、谁是请求权人、剥夺后由谁承担监护权这些规定不详细并不重要，媒体和社会公众完全可以督促我们的检察机关、民政部门从维护公共利益、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提出撤消丢丢的母亲监护权的申请，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指定民政部门或其他能承担和愿意承担监护的人承担监护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此案中尝试法律的突破与完善，为今后建立专门的监护权监督人和代行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政部门而努力，让千千万万的丢丢们不再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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