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第二教育局拟订的《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暂行办法》
天津市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第二教育局拟订的《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暂行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和国家教委《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市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是发展我市教育事业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力量，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不含筹备机构）以及经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
第四条 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守政府法令。
第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应发挥本组织或个人的特长，根据我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主要开展各类基础教育、助学性质教育、继续教育、短期职业技术教育、岗位培训和社会文化生活教育。
第六条 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具备与所办学校的性质、任务、规模相适应的以下条件：
（一）有政治思想品德好，具有一定的文化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熟悉教学业务，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专职人员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主持办学人员必须在本市有正式户口。

在职人员一般不得个人主办学校。
在职人员参与办学，需经其所在单位批准同意，并出具证明。
凡个人办学，办学人必须任教。
（二）有适应教学需要，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专、兼职教师和工作人员。
（三）有体现办学宗旨，实现培养目标的办学方案和教学计划。
（四）有能保证正常教学的校舍（包括租用和借用）和必需的教学设备。
（五）有正当可靠的经费来源（包括收取合理的学杂费）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六）有切实可行的教学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
第七条 社会力量办学，需分别经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一）凡各区、县所属社会力量（包括个人）举办不计学历的各级各类文化补习、助学性质的学校，由办学单位或主办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申请登记表”，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所在区、县教育局审批，并报市第二教育局备案；举办不计学历的短期职业技术、
文艺、卫生、体育等性质的学校，由办学单位或主办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申请登记表”，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所在区、县教育局，由区、县教育局分别会同区、县劳动、文化、卫生、体育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市第二教育局备案。
（二）凡市级社会团体举办的不计学历的学校，或向外省、市招生的不计学历的学校（包括函授），由办学单位或主办人提出申请并填写“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申请登记表”，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第二教育局审批。
（三）凡经批准不计学历的各类学校，向外省、市招生的，还需经招生对象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备案。经外省、市批准不计学历的各类学校，需在我市招生的，必须经我市第二教育局备案。经批准的函授班应在招生所在地设面授辅导站，定期进行面授辅导，批改作业。
（四）凡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等学校或成人中等专业学校，须按《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举办职工、农民高等院校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国发〔1979〕225号）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第二教育局〈关于贯彻国务院国发〔1982〕119号文件的意见〉》（津政发
〔1983〕42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审批立案手续。

（五）公民两人以上联合办学，由一人出面提出申请。所办学校接受批准其办学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六）公民个人办学要有所在街办事处、乡政府或公安派出所的证明。
第八条 凡需变更学校性质、办学规模和调整、增设新专业、更换主办单位或主办人的，应报原批准机关批准。凡登记办学的，无特殊情况不得中途停办。确需停办的学校，必须完成本期教学计划规定的课时和教学内容，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注销，并及时进行财务清
理。由举办单位及办学负责人，在原批准机关的领导下，处理各项善后工作。
第九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未取得颁发国家学历证书资格的各级各类学校，不得颁发毕业证书，学员结业并经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发给“结业证明”，并注明所学课程内容和各科考试成绩。
第十条 社会力量可按照职工教育的初、高中教学计划和中、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计划、大纲的要求，举办各种教学班，结业后组织学员参加市职工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试合格者，由承考的立案职工学校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与主考学校验印，颁
发单科结业证或毕业证书。
第十一条 社会力量办学的经费自行筹集，不得以办学为名强行募捐和非法牟利。学校可以向学员收取合理的学杂费用，其学费标准按市财政局和市第二教育局的有关规定执行。学校全部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归学校所有。收取的费用只能用于办学的各项支出。
第十二条 社会力量办学，可在业余时间和假日向全日制学校租借校舍。全日制学校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应积极支持，提供方便。收费标准按市财政局和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社会力量办学的教学工作，应以举办单位和办学者个人为主，可以在不影响被聘请人员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聘请兼职教师。兼课教师的酬金，按市财政局和市第二教育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社会力量办学，要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经批准举办的学校，可在银行开立帐户（现金不得由个人保管），做到财务民主，经济公开，并接受审计、财政、银行和教育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聘请外国专家讲学，进口教学设备，均应经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外事部门批准。捐赠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捐赠的教学设备，要妥善保管使用，不得转手买卖，不得调走或个人占用。捐赠手续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劳动、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要协同教育部门，加强学校业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应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对他们在政治上要一视同仁，在物质供应上要与企业事业组织办学同等对待。对办学成绩卓著的学校和人员，应予以表彰和奖励。对违反本办法者，市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有权令其整顿，限期改正，问题严重者令其停办
，对违反国家法律的，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非正常停办的学校，其财务、设备应进行清理，并予以没收。各项善后工作由办学单位或主办人负责处理。
第十七条 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名称，应体现学校的性质、类型和层次，做到名副其实。公民个人或两人以上联合举办的学校，其校牌、印章均须冠以“民办”字样。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登记的学校和班级，不准招生，不准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上发布广告，也不准自行张贴招生广告。凡被批准登记的学校，需要发布广告的，应按天津市文化局等四部门联合发的津工商标字〔1984〕第19号文件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不
得乱登办学招生广告的通知》（〔86〕教高三字001号）的精神办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批转市第二教育局拟定的〈天津市社会力量办学试行管理办法〉》（津政发〔1985〕10号）同时废止。



1987年9月5日
　　“赎罪”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因内心忏悔而自我救赎的行为；“赎刑”则是以减轻处罚为目的而进行的财物与刑罚的交换，赎罪与赎刑二者之间有很大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人愿意做出赔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换取轻刑，而赎罪有时也确实会带来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但是，时下的现象是：此处的“一些”和“有时”往往被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省略，以至于在“赔钱”和“减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勾连——赔钱即可减刑。而如此省略，于法学理论、于民众情感都罪莫大焉。“赎”与“刑”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归“赎罪”与“赎刑”两个概念的本质及其区别，重新认识犯罪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更加正确地对待“赔钱减刑”这种社会观点。

　　赎罪出自犯罪人的内心忏悔，而赎刑出自犯罪人的外在渴求。在希伯来语中，“赎罪”有“擦拭心灵”之意。犯罪人只有在内心认识到犯罪的危害和行为的错误之后，才会有悔悟之情，心生赎罪之念。而赎刑则意在减轻或者避免自身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未必是真心悔罪的表现。

赎罪更具有道德意义，而赎刑更具有功利目的。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标识。人区别于神，犯错在所难免；同时人也区别于动物，因为人在犯错之后会反省、弥补，此即为赎罪。不会赎罪的人，与禽兽无异。由此，犯罪人因犯罪后的内心煎熬而生发的赎罪行为，便具有了独特的道德意义。而赎刑则主要是犯罪人在刑罚轻重和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利益衡量：交钱还是受刑，孰轻孰重？如何以尽量小的经济代价来免除尽量多的刑罚？通过衡量，犯罪人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方式，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赎罪是为人的，而赎刑是为己的。

赎罪的方式多种多样，由犯罪人自动选择，而赎刑的方式一般是交付货币。如何“赎罪”？道歉、握手、赔偿、做义工，甚至帮助其他犯罪人忏悔，都可以是赎罪的表现。当然，赎罪方式以及赎罪程度的选择，取决于犯罪人悔罪的深度——有人因为一次过失而抱愧终身不能解脱，也有人罪孽深重却仍一笑付之。而赎刑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以物品或劳役作赎，但主要是以货币作赎。“赎”字以“贝”为偏旁，原义即“质也，以财拔罪也”（《说文解字》）。至于赎刑所需交付的货币量，历代刑法中也有分门别类的明确规定，一目了然，不由犯罪人自己做主。

既然赎罪与赎刑存在上述区别，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两种行为呢？

尽管让每一个犯罪人都赎罪非常困难，但是这种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应当尽量地鼓励犯罪人赎罪。近年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兴起的恢复性司法思潮，以及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刑事和解运动，都旨在从制度上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以及受到犯罪影响的其他人会面、沟通、协商、道歉，用实际行动赎罪的空间。鼓励犯罪人的赎罪与鼓励被害人的宽恕，这是刑法向人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不倡导赎刑，因为从刑法逻辑上讲，刑罚的高低，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赎刑行为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故并不必然能够达到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其一，犯罪人赔钱，未必代表犯罪人是真心悔罪，还可能是其自身富有或者家族富有，花钱买刑，因此不能说明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其二，即便犯罪人真心悔罪、愿意赔钱，但是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不仅仅是物质损失，往往还有精神上遭受的创伤，仅仅赔偿物质损失，尚不足以遏制犯罪，而非物质性损失与物质性赔偿之间的对应关系难以建立。因此，对于犯罪人提出的赔偿，被害人未必接受和谅解，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并不因赎刑行为就得以化解；其三，即便犯罪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和谅解，但是犯罪所危害的不仅仅是直接被害人，还包括间接受到伤害的社区乃至社会，犯罪人仅仅赔偿被害人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单纯的赔偿不足以说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小，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更不足以抹杀犯罪人对被害人以外的被害群体应负的责任。这也是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最大区别所在。犯罪这种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在刑事司法领域绝对不允许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进行“私了”。

我国目前尝试建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鼓励赎罪，反对赎刑。有人把刑事和解理解成“赔钱减刑”、“花钱买平安”，因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化持保留意见。事实上，不论是刑事和解制度本身，还是该制度背后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均没有赎刑或者“赔钱减刑”的生存余地。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赎刑不仅往往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还伤害了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中的潜在被害人，强化了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仇富心理。既然如此，刑事和解制度又如何会鼓励赎刑呢？

当然，赎罪的方式有很多种，刑事和解制度也并不排斥用货币的方式赎罪，但是“用货币赎罪”并不等同于“赎刑”，因为这种赎罪方式能否达到减刑效果，根本上看，要取决于赎罪行为是否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符合以下条件：其一，赎罪以真诚悔罪为前提。真诚悔罪及赎罪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的重要表现，没有真诚悔罪表现的赔钱行为不能作为减刑依据。其二，减刑不能突破立法划定的框架。立法框架是对特定犯罪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基本判断，司法过程中不能突破。因此，在没有法定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犯罪人进行了物质赔偿就予以减刑或者免刑。事实上，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也是这样的态度：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于有赎罪表现的犯罪人，可以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如果同时还有其他减轻、免除型量刑情节，可以依法减轻、免除刑罚；对于酌定起诉类型的案件，达成赔偿协议的，在充分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免于起诉或者免除刑罚。

由此可见，罪可赎，刑不可赎。如果行为人通过赔偿真诚赎罪，化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其刑罚也相应地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但绝不是只要赔钱就必然减刑。赔钱只是犯罪人悔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减刑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减刑的充分条件。“赔钱减刑”忽视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误解，我们应当慎重对待，避免对社会公众造成“刑法私法化”和“公权私用”的误导。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