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溯及力之反思与重构
—兼评合同法第97条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韩立强


内容摘要：在解除有无溯及力的问题解释方面，合同法第97条不甚明确。学理上虽然权威学者认为将传统民法中的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合一规定，进而以合同类型是否继续作为判断解除有无溯及力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规定的逻辑性，上述认识事实上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词：合同解除，溯及既往原则，继续性合同，非继续性合同

合同解除关系合同存续，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从目前《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规定看，立法技术上，该法迎合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法运动趋势，对各国立法例及国际公约借鉴有加，对合同解除制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所反映。但作为“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被贴上社会本位标签的现行解除制度与社会现实已显得格格不入，在合同解除的效力层面，问题更为突出。合同法第97条无视法律的确定性将溯及力问题抛给了法官，更使得理论方面的困惑及实务方面的混乱被无限放大，值得吾人反思。

一、合同法第97条将问题复杂化

就合同法第97条文义看，“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措辞虽然认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但在解除有无溯及力问题上却相当谨慎，从中很难看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立法的影子，法律语言的确定性要求被忽视，而大而全、原则性强的立法特色彰显无疑。
而学者对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的理解，更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可解除的直接效力说，即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合同，解除权行使后，合同如同自始不存在，未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已经给付的，发生恢复原状请求权；也有学者坚持解除无溯及力的认识，即合同解除仅指向将来发生效力，已为的给付仍有合法依据，并不因解除而失其基础。该说又可细分为间接效力说与折衷说，“间接效力说者，谓解除非消灭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发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折衷说，则指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同解除消灭债权关系，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亦异”[1]；更有学者以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认为解除的溯及力也应区别对待，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一般无溯及力，而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有溯及效力。是为区别说。日本民法并实践了该模式。
相比学者界说，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似乎超凡脱俗，从全国人大网关于合同法条文释义的说明看，立法的基本思路显然是渴望开拓所谓的中国特色之路。然在不健全的制度背景下，如此规定不仅与“法律贵在确定、明确”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去甚远，法律适用上也面临着障碍。如，关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效力，合同法分则无规定，依合同法第124条，理应准用第97条并参照“类似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一典型有偿合同的规定，但殊不知即便是区别论者也认可买卖合同解除的溯及效力，因此，法律适用上必然呈现依法参照适用的买卖合同的规定却不能合理解释不定期租赁合同解除效力的局面，绕有趣味。再者，在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逢当事人约定不明又不能达成其他非诉讼合同救济手段时，将私权、私利拱手交给无授权及无制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通过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法官对第97条的司法推断，去实现司法公正，非但与形式正义的要求相背离，而且难度不小。因为“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2]又裁量标准的不确定，灵活性作用的无限放大最后可能既无法保证同一事实统一结果的基本公正，更可能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意相左。因为仰仗于法官个体素质的裁量权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运行，必然倾向于随意、武断。“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至，这是一条万股不易的经验”。这无疑会对私权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构成威胁。恰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所言，“绝对自由裁量权与腐败一样，标志着自由的末日开始来临。”[3]自然，类似自由裁量权扩张的本性也会侵蚀到宪政大厦的角角落落，进而对人们的法律信仰造成冲击。
可见，合同法第97条灵活有余，但规范性不足，意图解决问题，实则使问题复杂化了。

二、“无溯及力说”已是“昨日黄花”

然而，无溯及力说能否贴切地揭示合同解除效力的本质呢？不无疑问。虽然该说曾是我国学界的通说[4]，但该说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且其确立问题往往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纠葛在一起。考究代表性之德国学界认识，在2003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前，立法上规定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方面，由于解除权的行使致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二者间当事人只可择一行使。“惟损害赔偿之原因与范围如何，自纯理论上言之，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义务，不过为原债务之变形或扩张，原债务既因契约之解除 而溯及的消灭，赔偿义务亦当然消灭，德国民法定为债权人须于解除与损害赔偿二者，选择其一，既为贯彻此理论也”[5]。这种理论逻辑考虑得到，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却是不周到的，法定解除情形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规定一出台就倍受学者及实务界的非议，如学者所言，“虽然该说从理论上能自圆其说，但过分重视了逻辑推演，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对非违约方保护不力，因为有时单独地解除合同或请求损害赔偿都不能使非违约方的损害得到补偿”[6]有鉴于此，学者及法官往往通过对合同解除效力的另种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上述缺陷。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合同解除间接效力的通说，即“解除契约时，并未溯及消灭原契约，而是在内容上，将其转变为一结算关系，未履行之给付义务因而废除，已给付者，则发生返还关系，但原契约关系之整体仍继续存在，仅其内容因解除有所变更而已”[7]。虽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此通说之基本贡献，在于使契约解除时，债务人仍得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而获得圆满之理论基础”[8]，但在2003年以前的德国，对解除效力的认识，事实上形成了立法上的溯及力规定与学者及判例无溯及力的解释对立的局面。然随着新债法典第314条第4款 “解除合同，并不排除损害赔偿的权利”及该法第346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合同保留解除权或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在解除合同时必须归还其所受领的给付并返还所获得的收益”的出台，这种着眼于立法上的逻辑自证产生的学说，由于其下当事人救济手段的单一以及解除初衷倍受质疑，逐渐的淡出各国立法的舞台。在“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的影响下，间接效力说也逐渐淡出我国学者的认识。而折衷说由于在当事人合法利益保护方面与间接效力说同样的问题，也很少有人采纳（折衷说自身的弊端明显，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在此不多赘述）。事实上，我国立法自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时代始，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存就是认可的，并没有德国学者“间接效力”说的历史情结，《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所谓无溯及力说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制传统似多有不符[9]。
三、“区别说”过于理想化，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至于“区别说”，虽从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我国法中的衔接出发，立足三方面即：其一，《合同法》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规定合同解除，对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并未明文，而把“德国所称的终止直接叫做解除”，“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上的终止称为解除，不用终止字样，不至发生不适当的后果”[10]，又传统民法中的终止制度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解除多见于非继续性合同，合同解除效力理应分别规定；其二，恢复原状是解除有溯及效力的直接效果[11]，对于继续性合同，恢复原状常为不能之举，故应依合同类型继续与否而区别解除效力；其三，日本民法多年来的实践，更加证明区别说的生命力。条理清晰，分门别类，有可取之处，但仍不无可推敲之处。
首先，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质的规定性上截然不同，合一理论先天不足。传统中，依大陆法系学者认识，合同终止因一方终止权之行使，使契约指向将来失去效力，其与合同解除都有消灭合同效力的功能，且都以行为的行使为必要。立法上，德国民法于19世纪末期，在第一草案中更是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方式。日本民法更将解除与合同终止制度合而为一。由此，统一主义与区分主义的争论此起彼伏。我国《合同法》颁布前，学者对此未有统一看法；《合同法》颁布后，由于该法对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并未严格区分。学界主张合同解除应包括终止制度看法大有市场，以致等同说渐为主流之说。的确，自法理以观，实证主义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科学，实在法本身亦不失为论理解释的基础。以实证法为据，力保法的权威，值得称道，但价值的追求，才是法的生命所在。效力及适用范围方面，“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于将来失其效力”[12]；终止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而解除则多适用于非继续性。终止与解除性质上大异其趣。
其次，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理论及其解除溯及力问题中的地位本身也值得研究：其一，继续性合同理论由基尔克提出后，经学术及判例加工，在德国法中长期以来获得认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一，早前的合同法著作中，多认其为一独立合同分类；而晚近的合同法著作对这一划分一般则少有论及。学者论述中，以时间因素为标准，多界定继续性合同为内容并非一次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的合同；而非继续性合同，又称一时的合同，是指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合同[13]。可见，若履行受时间限制较小，可即时履行的，则为非继续合同。仔细推敲，不无疑问，如，委托合同一般属于继续性合同，虽然委托事项一般多为长期、继续性的，但授权所为的内容一次性完成者也并非不可能；而消费借用合同中，对履行在时间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继续性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若合同性质可因当事人的行为而摇摆不定乃至瞬息万变，这种合同划分本身就是不严谨的；其二，传统民法中，“在连续性给付之契约，债务人在较长时间内，负有连续给付义务，若其在连续给付一次或数次具有瑕疵，至债务人不能期望契约关系之继续者，则债权人得以不完全给付为由，终止契约”[14]；继续性合同发生终止，而解除适用于非继续性合同，已为学界所归纳的终止制度与解除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且不论此种划分是否合理，难道继续性合同就不能解除吗？实际并非如此，德国债法第314条第1款 “持续性长期债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基于重大理由解除合同，而无须遵守合同解除期间”。台湾地区民法的有关规定都清晰的表达继续性合同也可解除，以合同继续与否区分解除适用的做法，与现状似有脱节。
再次，恢复原状为溯及力的体现，但以继续性合同不能恢复原状，因而其解除无溯及力，则是对恢复原状内容的曲解。因为恢复原状并不单表现为返还原物，金钱上的恢复原状亦不失为恢复原状之方法[15]。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并非不能恢复原状，仅方式上与非继续性合同有所区别而已。金钱补偿在意大利民法、德国新债法、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都有所规定。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9条规定则更为具体，“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依左列之规定：一、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二、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三、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物之使用者，应将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偿还之；四、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五、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返还；六、应返还之物有灭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值得借鉴。
最后，违约情形，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以合同基础丧失为要件。这种情况，由于原先的履行对守约方多已无意义可言，承认解除有溯及效力，非但能与过错方之主观可谴责性相衔接，操作上守约方还可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对守约方利益的保护效力上这显然比受‘差额说’制约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有力，且守约方还拥有在物上请求与不当得利间选择行使的权利。
四、解决路径
可见，现行法律框架下，无论是区别论还是无溯及力论都不能保证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的和谐。重构合同解除效力是所必需，但具体构建合同解除的效力制度，不妨从下属几种模式进行：
模式一：保持现有立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上已论及，显不可取。事实上“法官不应该宣扬他们的立法功能……法官作为客观、公正、博学的法律宣告者的形象，比提出公然认为是人类行为新准则的法律制定者的形象，更深地蕴藏在文明社会的意识之中。”[16]
模式二：保持现有合同立法体系，总则中规定合同解除有直接效力。虽然该种认识，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识一致。但在我国，这种理论要立法中贯彻有待于这样一个逻辑上的矛盾的解决：立法与现实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因为在我国，由于认可将合同终止与固有的合同解除制度合而为一的模式，而合同终止在违约情形并不常见，在法没有单独规定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的情况下，按直接效力说解释合同解除，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现有的合同解除虽然在立法上包含传统法上的合同终止，现有的效力理论也可以解释传统民法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但却不能说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这种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现象效力问题（无溯及力）的局面。因而，贯彻直接效力说，在不改变制度构造的情况下，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的溯及力问题定被忽视。直接效力说亦不足采。
模式三：回归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二元结构。这种理论虽可以从前提问题为合同解除问题的解决扫平道路，人们的法律感情上也容易接受。但是由于继续性合同划分理论的不甚严谨，试图以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构建解除效力理论会跟区别论一样面临着如何清晰的分门别类的问题。
反观合同法第97条及相关条文，似乎还应从问题的症结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着眼。正如徐国栋先生的认识“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权力成正比；法律的精确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17]因此，笔者认为，要根本性的解决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无论是坚持解除、终止合一理论与否，任何一刀切的模式概不可用，考虑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利益保护的需要，还是要改变现有立法思路，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征出发，对现有立法的规范构成予以细化，具体明确类型合同的溯及力，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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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丹尼斯大林Ｃ•穆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8
[3][以]巴伦•巴拉克.司法自由裁量权.林长远译.载《公法》第三卷.信春鹰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67
[4][6]王家福.中国民法学•债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361，379
[5]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4
[7][8][1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0，130，130
[9]中华民国23年上字第3968号判例，明确表述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与自始未订契约同，与契约之终止仅使契约嗣后失其效力者迥异 参见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1
[10][11][15]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70，170， 284
[12]“解除契约之研究”刘辉瑞,载《法学丛刊》第31期
[1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4
[16][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59.
[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61.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省政府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3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管理，改革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促进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国有土地是指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以下简称土地）。
我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在我省境内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依法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必须到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涉及地上房产的，必须到同级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产登记，涉及其他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的，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二章 土地使用权出让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市建设、规划、房产管理等部门共同编制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依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方案应当符合城市规划。
第六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权限，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划拨）土地审批权限执行。
第七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向申请用地者提供下列资料：
（一）土地位置、面积、四至，地形图、地面现状和基础设施情况；
（二）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的主要特征；
（三）土地用途、建筑密度、容积率和净空限制；
（四）环境保护、绿化、交通、抗震等要求；
（五）出让年限和方式；
（六）其他与出让有关的资料。
第八条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
（一）申请用地者向出让方提交《用地申请书》；
（二）出让方对《用地申请书》审查后，在十五日内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向符合条件的申请用地者提供有关资料；
（三）申请用地者收到出让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后，应当在指定时间内向出让方提交土地开发利用方案，有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以下简称出让金）数额和付款方式等有关文件；
（四）出让方收到申请用地者提交的有关文件后，应当在三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五）经协商一致，出让方与申请用地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第九条 招标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
（一）出让方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向申请用地者发出《招标邀请书》，并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向投标者提供有关资料；
（二）申请用地者应当在指定时间内，到出让方指定的地点将密封的标书投入标箱，并交纳拟定出让金总额10％至20％的保证金；
（三）出让方应当邀请有关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评标委员会，公开开标、验标，并按标价、土地开发利用方案、资信等条件进行评审，择优确定中标者；
（四）评标委员会签发《决标意见书》后，由出让方向中标者发出《中标通知书》；
（五）中标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约定时间内与出让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中标者在约定时间内不与出让方签订合同的，视为放弃中标，其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出让方未按约定时间与中标者签订合同的，应当赔偿中标者的经济损失。未中标者交纳的保证金，在评标结束后十五日内如数退还。
第十条 拍卖出让土地使用权程序：
（一）出让方在距拍卖前六十日发布土地使用权拍卖公告；
（二）申请用地者应当在指定时间内向出让方提交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资产负债表、资信证明等文件，支付保证金，领取报价牌；
（三）出让方主持拍卖，宣读土地使用权拍卖规则，介绍出让地块的概况，公布底价，公开叫价；
（四）申请用地者举报价牌应价，经过竞买，出价最高者得；
（五）出让方当场与出价最高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收取定金。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是指：法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让方、申请用地者的姓名、单位、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出让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
（三）出让期限；
（四）建设项目完成期限；
（五）出让金数额及其结算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订立合同日期和地点；
（八）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申请用地者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应当向出让方支付出让金总额10％至20％的定金，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全部出让金。
定金可以抵充出让金。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者逾期未全部支付出让金，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再返还，并可请求违约赔偿；出让方未按合同规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者按合同规定支付全部出让金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三章 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十五条 按照本办法第三章规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再转让的，转让方必须具备下列条例：
（一）领有国有土地使用证；
（二）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
第十六条 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处置按《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参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订立。
第十八条 同一建筑物分割转让的，产权所有人各享有相应比例土地使用权；但同一建筑物所占有的土地使用权整体不可分割。
分割转让地土使用权，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在报请审批时，转让方、受让方应当出示各自应得的土地使用权比例的证明，并应当在转让合同中写明。
第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受让方应当在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过户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四章 土地使用权出租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人必须具备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 土地使用权出租，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签订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的内容，参照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订立。
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出租，出租人应当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出租登记。

第五章 土地使用权抵押
第二十三条 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以下简称抵押人）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向金融机构或者其他债权人（以下简称抵押权人）抵押。抵押时应当交验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者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经抵押权人核实后，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
抵押土地使用权时，对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处罚按《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办理，并应当在抵押合同中写明。
第二十四条 抵押权人应当在抵押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抵押登记。
第二十五条 抵押人未能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在抵押合同期间宣告解散、破产的，抵押权人可以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抵押合同的规定，对抵押人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进行处分，处分之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十六条 抵押权因债务清偿或者其他原因而消灭的，抵押权人应当在抵押合同终止后十五日内，办理注销抵押登记。

第六章 土地使用权终止
第二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在土地使用权期满六个月以前，将《收回土地使用权通知书》送达土地使用者。土地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发证机关交还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权属文件，并办理注销登记。
自土地使用权期满之日起，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市、县人民政府无偿收回。
第二十八条 依据《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可以给予相应的补偿，也可以用出让其他地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进行交换。
交换土地使用权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登记。
第二十九条 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申请续期的，必须在土地使用权期满六个月以前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依照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出让金，并办理登记。

第七章 划拨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条 无偿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因迁移、解散、撤销、破产或者其他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登记；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无偿收回其划拨土地使用权，并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出让。
第三十一条 无偿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符合《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可以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但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必须报请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涉及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还必须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房产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无偿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在向广告经营单位申请刊播、设置、张贴以买卖、出租房屋或者场地为内容的广告时，必须提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本办法规定的登记证明；对无出让合同和登记证明的，广告经营单位不得受理。

第八章 出让金和有关费用
第三十三条 出让金的数额，可以根据土地的位置、用途、出让年限、容积率和市场供求等因素，由出让方与申请用地者以协议、招标、拍卖方式确定。
对职工住宅、公益事业、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非经营性用地，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收或者免收出让金。具体办法，由省土地、物价、财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四条 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登记，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交纳登记手续费。
第三十五条 出让金的使用与管理，按财政部《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出让金和其他项各费用以人民币或者外汇结算；用外汇结算的，指付款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牌价折算。

第九章 罚 则
第三十七条 土地使用者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年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责令纠正，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出让金总额的5％至10％的罚款。
对受到前款规定的处罚后仍拒不改正的，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可以无偿收回其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八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没收其非法收入，并根据情节处以非法收入20％至50％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上, 级主管部门、有管辖权的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受让方、承
租人，应当责令其退回非法使用的土地，拒不接受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当事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广告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一律使用省财政部门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款全额上交同级财政。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其土地使用权可以继承。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人应当持有关证明，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四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继承登记的具体办法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合同书样本，由省土地管理局制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