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刘廷吉
时间:2024-07-22 14:41:49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709
引渡：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学教授 刘廷吉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必将促进我国在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保障引渡的正常进行。
引渡追溯
引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至18世纪末叶以前，引渡的对象主要是叛乱者、逃兵和异教徒，并且是否引渡完全由君主自由决定。当时的引渡只不过是各国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交易的一种工具而已。
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等刑法原则的确立，引渡的对象、程序和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833年10月1日，比利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引渡法即《引渡法大纲》，英国也于1870年颁布引渡法，明确规定了严格的引渡程序，标志着现代引渡制度的诞生。
引渡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实践中，引渡一般是以国家间的引渡条约为基础的。引渡条约通常为双边的，如1971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197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订立的引渡条约。这种双边条约是各国间相互承担引渡义务的主要根据。多边的则有《美洲国家间引渡公约》（1993），《欧洲引渡公约》（1952）和一些规定有引渡条款的国际专约，如《凡尔塞和约》（1919）、《关于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利的柏林宣言》（1945）、《对意和约》（1947）、《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1948）、《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条约》（1971）、《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等。但根据引渡条款，都不是强制引渡，而是要么引渡，要么起诉。
既然条约尤其是双边条约是引渡的基础和根据，所以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国家则没有引渡的义务，是否引渡、在什么条件下引渡，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比如，基于礼让或友好关系也可以引度。
请求引渡的主体
请求引渡的主体，即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有以下三类：
1、罪犯国籍所属的国家。根据是属人优越权。
2、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根据是属地优越权。
3、受害国家。根据是保护性管辖。
如果有几个国家为同一罪行同时请求引渡，被请求国如何处理？一般规则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有优先权；如果数罪则根据被请国法律罪刑最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国优先；如同样严重则根据请求的先后决定。
引渡的客体
引渡的客体是指被他国指控为犯罪的人。可以是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或被请求国家的国民或第三国的国民或无国籍人。其中被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除英、美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引渡。英美之所以不拒绝，是因其固执刑法属地性观点和不处罚本国人在外国的犯罪行为原则。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引渡对象是第三国的人，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有无通知第三国的义务？对此理论上有分歧，实践中无规定。一般倾向是，请求国根据属地优越权，无通知义务；而被请求国根据第三国的属人优越权尤其是保侨权利，应予通知，但也不是义务。
引渡的条件和程序
可以作为引渡条件的犯罪，必须是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并必须至少应判处一定徒刑的行为，即所谓的“同一原则”，也叫双重犯罪原则，或至少是引渡条约上所指定的犯罪。一般是普通刑事犯罪和战争罪、劫机罪等。而轻微的犯法事件，如违警罪不构成引渡条件。另外，有的引渡条约还专门规定有不准引渡的理由，如被请求缔约国的公民，在被请求缔约国犯了罪的，根据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由于时效等原因不能判刑的，或被请求缔约国已对引渡罪犯的犯罪作出判决或决定不起诉的。同时，引渡条约一般还规定不引渡政治犯，宗教犯罪和违反军法的犯罪如逃兵一般也不引渡。引渡罪犯的请求一般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请求一般通过引渡请求书提出，请求书由外交代表或领事代表或国家政府转达通知，并附送犯罪的证明材料。在被请求通知决定移交罪犯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一定期限内，请求国必须接收，地点一般在边界适当处。接收之后即完成了引渡程序。
请求引渡国只能就提出请求和准许引渡的罪名进行审判或执行判决，即所谓“专一原则”。否则被请求国有权提出抗议。请求引渡国不经被请求国同意，一般不得将罪犯再引渡到第三国。
我国引渡的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3年，我国曾与邻国和友好国家签订过一些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都没有包括引渡的内容。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犯有罪行的外国人，外国要求引渡的，原则上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或双边协定办理。对不具备上述条件而外国要求引渡的人，则由我国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引渡。由于没有引渡条约，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外逃的罪犯和犯罪的外国人多通过与有关国家间的友好合作，采取遣返方式达到相互引渡罪犯的目的，即不通过外交途径，而是由两国警方合作，将罪犯驱逐出境后移交对方。如1983年，巴西将杀人犯姜洪庆、董德亮遣返我国；1987年，南也门将杀人犯李文龙遣返我国；1988年泰国将诈骗一百三十余万元人民币的案犯李牧遣返我国；1989年，日本将重大诈骗犯费宣遣返我国；1989年，菲律宾将贪污240万元人民币的案犯张振忠遣返我国；1990年哥伦比亚将盗窃10万美元案犯桑继辉遣返我国等。
1993年以来，我国已先后与泰国等1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彼此建立稳固的、可靠的引渡关系。2000年8月17日，我国派4人工作组赴蒙古执行引渡任务，经中国驻蒙使馆协调，8月22日，在乌兰巴托机场，蒙古警方将逃蒙疑犯杨彦军正式移交给工作组，下午3时顺利到京。这是1997年8月19日《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中蒙警方进行引渡工作的首次合作，也是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使我国在处理引渡问题上有法可依，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引渡制度。引渡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引渡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强制执行的根据是什么？
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张凌志
在人民法院和其他机关作出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按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期限、数额及方式履行义务，否则，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要求强制执行，以维护自己合法的民事权益。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必须有执行依据，即人民法院据以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列法律文书者必须在当事人不按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能作为执行根据。㈠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判决书和调解书。㈡人民法院按照督促程序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㈢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民事裁定书。只有下列三种裁定书可以作为执行根据：①先予执行的裁定书；②执行回转的裁定书；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和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裁定书。㈣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自诉案件中作出的具有财产内容的调解书，也可以作为执行根据。㈤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和仲裁调解书。㈥我国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机关可以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经公证机关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的债权文书。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该公证债权文书履行，另一方当事人不必向人民法院起诉，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㈦我国行政机关作出的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有财产内容的行政决定。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第5条将案件的受理工作单列出来，统一了案件的入口，为案件管理工作的运行奠定了基础，也为案管工作带来挑战。
案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案件管理的模式包含两种，分别为“大案管”和“小案管”。《规则》构建的案管模式属于“大案管”，即以检察业务动态系统为平台，一体化监控，统一收送案、统一录入信息、统一分案和统一赃证款物管理(监督)，将案件的“进口”与“出口”统管起来。但从目前案管工作的实践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一)案件管理部门的定位不清，难以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根据《规则》，案管部门需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如《规则》第669条规定，对于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仍未办结的案件，以及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不符合有关法律和规定的，案管部门可以区分情况向办案部门进行口头、书面提示，办案部门应当在十日以内将核查情况书面回复案件管理部门。
然而，就目前案管机构设置而言，有的设置仅与业务科室平级，有的设置甚至尚未取得独立编制，有些地方案件管理部门挂靠在研究室。一些业务科室承办人对案管部门的监管存在抵触情绪，不服管理，造成监督不到位。
(二)职能不明，服务与监管功能相混淆。《规则》要求案管部门承担案件的受理以及案件的管理两大块内容。受理主要是统一案件的进出口，统一收送案、统一录入信息、统一接收移送赃款赃物及对法律文书进行监管，多以检察事务性工作为主。而管理职能是侧重于对案件的整体流程、对案件的实体程序进行监管。
现在各地基层检察院大多仅设立案件管理中心或案件管理办公室，即一个部门兼具两个职能，既要做事务性工作，又需承担管理职能，但因缺编缺人导致形同虚设，无法起到监管作用。
(三)案件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程度不高。目前有些省份的案件管理工作主要是依托《检察院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个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如时效的计算方式不准确。审查起诉期限为一个半月的案件，人工计算的时间与系统计算的时间不一致，因此时效预警、催办工作仍需依托人工进行。
此外，案件管理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不高，案件材料的流转多以纸质形式为准，接待律师工作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纸质阅卷的状态，但是如果根据刑诉法及《规则》的要求，由案管部门负责律师接待工作，则案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纸质案卷的流转次数增多，不仅事务性工作增加，安全性也降低。
推进案件管理工作的相关建议
(一)部门定位明晰，职能定位准确。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明确案管部门的定位，要求其主要对案件流程、时效进行监控，对案件质量定期进行评查，对业务工作开展监督。
(二)对涉案款物的移送文书进行监管，减少事务性工作，突出管理职能。有的管理部门采取直接保管涉案款物的方式进行监管，有的通过对相关文书、单据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管。《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对上述两种做法都是认可的。
笔者认为，对涉案款物应侧重通过对相关文书、单据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管。因为案管部门的亮点在于管理，承担太多的事务性工作会弱化管理的职能作用。对于法律文书的监管，可以根据不同的文书种类，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监督而不越位，监管不能仅仅体现在具体的填写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具逮捕文书等具体的事项上。
(三)尝试建立公检法办案信息共享平台，推行律师电子阅卷方式。为了便于律师查阅卷宗工作，有些地方为案管部门配备了相应的设备，如电脑、高速扫描仪、复印机等硬件设施，为卷宗电子化、文书集中打印提供条件和创造便利。
笔者认为，目前采用卷宗纸质化形式为承办人员增加了工作量，律师阅卷也不方便。同时案件管理部门要多次与业务部门交接、流转卷宗材料，很容易出现纰漏。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信息化水平，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将卷宗材料尽量电子化，对于电子化的文书(如讯问笔录、换押证、书证复印件等等)，案管部门接收后录入系统，传送给业务科室。同时还可尝试建立公检法办案系统共享平台，公安机关对于电子化证据及文书传送至检察院，检察机关同样可将电子卷宗传至法院。
在文档电子化的基础上，推行律师电子阅卷模式，案管部门直接提供电子材料，减少卷宗材料的多次流转，也便于打印，提高工作效率。
(四)推行分类受案，借鉴法院实践进行统一分案。在受案机制的完善方面，笔者认为可借鉴法院的经验，分类受案、遵循一定机制统一分案，避免“人情案”、“关系案”。
具体而言，在目前各地建立立案大厅的基础上，实施案件分类受理。将进入案管大厅的案件分为A、B、C、D四类，A类为侦查监督类、B类为公诉类，C类为其他类案件，D类为绿色通道。比如对危险驾驶罪或者一段时间内重点案件、需要优先办理的案件提供快速服务，尽快分流。在统一受理案件后，通过案件综合管理系统，按照系统中承办人员的排序，依次分案。
笔者不赞同某些地方将办案人员进行区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分给不同的人员，这样可能造成某些承办人员办案压力过大。因此建议依次分案，增强案件分配的随机性及公正性。对于遇到的特殊情况，如需要回避的情形以及根据需要进行调整的案件，由科室填写《调整承办人员申请表》，经领导签批，由案件管理部门通过综合管理系统对案件承办人员进行调整。
(五)建立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完善案件质量评查结果与干警绩效考评相衔接机制。在案件管理过程中，为了提高案件评查的水平，促进承办人员提高办案素质，应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查工作与干警绩效考核、岗位目标责任制相衔接机制。案件质量评查的结果应纳入干警的绩效考核中，以提高办案水平。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