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严打”

严佳维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某县级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严打”尾期我参加了全市公开审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单位的代表还有各乡镇各社区的居民代表。看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台上，经过法院院长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为罪犯，在武警的一声喝令下，他们立刻被按倒跪在台上并被五花大绑后拉上卡车游街去了，在场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尽管我对当时宣判过程中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细节上颇有微词，可在坐在身边的当地刑庭庭长的教导下：“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然而通过近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习，我逐渐对“严打”这一名词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严打”的理解和认识。
“严打”顾名思义，是指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依法”是前提，“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政策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制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的提出是由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否认“严打”方针自1983年开始执行20余年来，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严打”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关于“严打”是否有违依法治国原则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严打”作为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政策，难免会造成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一会依政策一会依法律的局面，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冲突的，并且在“严打”过程中体现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的。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观点，我国的“严打”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实中它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其对法制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我反对人治型的“严打”，提倡法治型的“严打”。
其次谈的是“严打”的对象问题，如前所述 “严打”的对象只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实际上我国的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都明确规定了范围，而在实际情况中均存在着“严打”变成“滥打”的现象，有些地区“严打”斗争一开展，不仅各种犯罪行为都在“严打”之列，还将卖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严打的范围，这样的做法不但有违严打的目的，还浪费了相当多的资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关于“从重”的问题，“严打”中的“从重”，意味着在严打期间，对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从严掌握，定罪时表现为刑法的扩张，即指在罪与罪模糊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犯罪；在适用刑罚时较一般情况下给以较重的处罚。可以说没有“从重”，也就没有所谓的“严打”了。但是对于“从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严打”中的“从重”有违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打”对“从重”并未明确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易使得审判人员因“严打”而“从重”，罪轻罪重一律从重处罚，出现了司法随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在理论上“严打”所要求的“从重”并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一是“从重”不是没有限制的“从重”，依法是其底线，对于罪之法定谈不上“从重”，因为“从重”只针对已定之罪，对于刑之法定，“从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进行的，所以“从重”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二来严打中的“从重”是结合一些形势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所确定的，对于特定犯罪只有从重打击，才能维持一定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所以理论上“从重”也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在司法实践上的确对“从重”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从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义，这是相当有害的，“从重”的重只是相对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当然与剥削阶级主张的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重刑主义更是有别；如一律顶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围内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处，“从重”只是于一般情况下判处较重的刑罚，但决不是一律的顶格判刑，否则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如数罪并罚时提高刑罚幅度，有些地方不严格执行数罪并罚原则，而是采取“大概齐”，不适当地提高刑罚幅度……这些做法明显是曲解了“从重”，应该尽快加以改正。
此外，“严打”中的“从快”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所谓“从快”，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快审快判，以突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时和迅速两个方面。在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从快”的问题：一是违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门在实践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为了尽快破案，使用刑讯逼供，缩减必要的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办案数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视办案质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把犯罪事实查清或证据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从快”就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等，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而且一味求快所体现的一些司法机关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们反省。
最后我想谈的是“严打”的效果问题，诚然我国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放在这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来看，“严打”非但没有使社会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显然也与“严打”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过于单一和滞后有关，我国的“严打”几乎都采取放长战线，撒网捕鱼的策略，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组织大批警力搞统一行动、专项斗争，然而打击的目标并不明确，抓到打击目标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严打”的大致时间规律，故可以轻松地逃避“严打”的打击，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严打”期间也会顶风作案。很显然这种单纯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靠长时间打疲劳战的打击方法并没有很大实效，得不偿失，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和职能的发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现时的“严打”注重打击远甚于预防，如有些机关为了扩大“严打”的战果，采取“蓄水养鱼”的办法（即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边，等到统一行动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分明是与“严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极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时抓捕而逃脱法网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我国的“严打”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且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否则“严打”必将因矛盾冲突重重而逐渐被取消。我们应牢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让“严打”在现在的社会发挥以往的功效，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改革，比如说增强国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树立以防为主的思想；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大力整顿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加强司法人员的法律学习；提高司法监督力度，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就解决长期社会治安问题而言，仅仅依靠几次“严打”是不够的，我们关键是要把握严打的精神实质即严格执法，雄关漫道真如铁，“严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严打”之路，这样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政府


鹤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的通知

鹤政发〔2011〕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驻鹤各单位：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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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鹤岗市人民政府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责任，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加大工作落实和执行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所称行政机关领导警示约谈，是指市政府对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以下简称行政机关，特殊情况可约谈中省直驻鹤单位）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不及时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其领导的机关（系统）政令不畅、秩序混乱、效能低下，损害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照本暂行办法予以警示约谈并追究责任。

　　本暂行办法所称市政府所属部门，是指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管理的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市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派出机构。按属地双重管理原则，中省直驻鹤单位纳入市政府警示约谈制度范围。

　　第三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市政府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副职（以下简称行政领导）。

第三章 约谈依据

　　第四条 行政领导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市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监督，严格依法行政。

　　第五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行政领导警示约谈，并视情节追究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的；

（二）不正确、不及时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三）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

（四）违法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五）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未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政务公开的；

（六）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瞒报、谎报、迟报、漏报或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的；

（七）对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或发现隐患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措施不力，出现重大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九）截留、滞留、挤占或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十）在决定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投产等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的；

（十一）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二）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十三）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十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解决和改进，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造成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的；

（十五）决策失误造成行政诉讼败诉或在行政复议中具体行政行为被改变给国家造成损失的；

（十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或行政监察部门、审计部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决定的。

（十七）未按照有关规定，擅自发布不准确信息，造谣生事，以讹传讹，影响正常工作开展的；

（十八）对重点督办事项推诿塞责、态度消极、拒不执行的；

（十九）上报市政府的工作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解释不清，影响工作推进的；

（二十）未有正当理由，对所承担工作执行不力、影响进度、影响市政府全局工作的； （二十一）过度强调部门利益，拒不执行市政府决策的。

　　行政机关有本暂行办法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对行政领导警示约谈的，依照本暂行办法警示约谈。

　　第六条 行政领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警示约谈：

（一）违反规定泄漏国家秘密或所掌握的工作秘密的；

（二）违反《鹤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有关政务工作的意见》等规定，不按程序办事，违反工作纪律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以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亲属牟取利益的；

（四）对本行政机关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五）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或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案件查处，以及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六）对本部门工作情况不清楚，无法履行主要领导职责的；

（七）行为有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人品人格，造成社会舆论负面影响的；

（八）依仗职权搞特殊化的。

　　行政领导有本暂行办法之外的其他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应当对行政领导的警示约谈，依照本暂行办法警示约谈。

　　第七条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应的行政领导警示约谈：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署名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检举、控告材料；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四）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五）审计、政府法制、政府政务督察等部门提出的警示约谈建议；

（六）部门工作考核结果或绩效评估结果；

（七）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八）其他反映部门或行政领导存在警示约谈情形的材料

第四章 调查核实

　　第八条 警示约谈程序启动后，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责成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当面汇报情况。

　　第九条 市政府办公室根据市长的指示，成立由法制、监察等部门参加的调查组，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部门和行政领导在接受调查的同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或改变工作不力的局面，挽回损失，减少不良影响。

　　第十条 调查组成员与拟被问责的行政领导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实行回避。

　　第十一条 在调查过程中，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应当向调查组作出书面说明。

　　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对调查组的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提请市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暂停拟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执行职务。

　 第十二条 调查核实工作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向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警示约谈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是否警示约谈的具体建议。

　　第十三条 属了解工作情况性质的约谈，不安排调查组调查。

第五章 警示约谈

　　第十四条 市长接到调查报告后，作出警示约谈或不予警示约谈的决定。对行政领导作出的警示约谈或不予警示约谈的决定，由市政府办公室书面告知提出警示约谈建议的有关机关或个人。

　　第十五条 市长确定警示约谈后，由市政府办公室按领导指示，下发《警示约谈通知书》，告知警示约谈对象，确定警示约谈的时间、地点、方式、内容。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行政领导被警示约谈的，根据情节和表现，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整工作岗位；

（五）责令辞职；

（六）建议降职或免职。

采用本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方式警示约谈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七条 对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以批评教育为主，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行政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被警示约谈的行政领导对追究责任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接到复核申请后，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市政府办公室在７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第二十条 市长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追究责任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可以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并追究调查组调查人员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和县、区政府可以参照本暂行办法，对本部门内设机构、本级政府所属部门的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